庸陋鄙俚亦不足纠弹。今但据所见，姑存其目。所未见者，置之不问可矣。）
卷三十八 经部三十八
○乐类沈约称《乐经》亡於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
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於《礼》，其歌词具於《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於《经部》，不与《艺术》同科。
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於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於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於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乐图记》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敕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乐穿凿，特诏较定钟律，依《周礼》及历代史志立议范金。至皇祐五年，乐成奏上，此其图记也。旧本从明文渊阁录出，后有宋陈振孙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录。”盖当时所赐、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历二年吴寿民《跋》、明万历三十九年赵开美《跋》，叙此书原委颇详。考初置局时，逸、瑗与房庶等皆驿召预议。诏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而持论互异。司马光主逸、瑗之说，范镇主房庶之说，往反争议，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书牍，具光《传家集》中。而镇所作《东斋记事》，亦略存其概。
大抵逸、瑗以为黄钟之管积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计之，黄钟管每长一分，积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围径用径三围九古率，而改围九分为九方分，别迁就之术也。司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於度与黍，将何从生？非谓太古以来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从度法求之耳。”其论最明。范镇讥其以度起律，诚为过当。然镇以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数、权衡、钟声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亦不为无见也。以律起度，与以度起律，源流本无异同，而二家算术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横黍，而失之於围径，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实之管中，随其长短，断之以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空径不生於黍，而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竟不必实黍於管。亦未见其为通论也。是书上卷具载律吕、黍尺、四量、权衡之法，皆以横黍起度，故乐声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钟磬、晋鼓及三牲鼎、鸾刀制度，则精核可取云。
△《乐书》二百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陈旸撰。旸字晋之，闽清人。绍圣中登制科，官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乃建中靖国间旸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礼》、《诗》、《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之言，各为之训义。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则专论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者，为《乐图论》。引据浩博，辨论亦极精审。视其兄祥道《礼书》，殆相伯仲。第《礼书》所载，只详於三代器数，是书则又推及律吕本原及后世雅俗诸部。故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乐书》博则博矣，未能免於芜秽也。然旸书包括历代，总述前闻，既欲备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陈正变。使振孙操笔而修史，将举古来秕政乱法一切删之不载乎？此南宋人迂谬之见，不足据也。其中惟辨“二变”、“四清”二条，实为纰缪。自古论“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为尊卑立说，本属附会。旸则曰：“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其意盖谓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声，夷则一均以夷、南、无、应为次，而阙角声，必须黄钟清为角。南吕一均以南、无、应为次，而阙羽、角二声，必须黄清为羽、大清为角。以调而论，则谓夷、南、无、应四律，以声而言，则为黄、大、太、夹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声而用清声者，乐之高下以渐，无骤高骤下之理。以夷则一均言之，如用夷、南、无、应四正律，则其声以次而高。而忽用黄钟正律，虽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协，故必以黄清协之也。旸引李照十二钟之说，殊为舛误。
又论“二变”曰：“五声者，乐之拇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五声可益为七音，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变之说始於尚书，而蔓衍於《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徵也。《左氏》为七音之说，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之《益稷》、《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