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立“先茅之县”一条，既不能指为何地，但称犹云苏忿生之田，则亦安贵於考耶？是则过求详备之失也。
△《春秋管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庭垣撰。据《浙江遗书总录》，庭垣，秀水人，官新昌县县丞。然不言书成於何时。前有庭垣《自序》，亦无年月。案庭垣为朱彝尊同县人，而彝尊《经义考》不载是书，则在彝尊以后矣。自宋以来，说《春秋》者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贬黜天王，改易正朔，举天下干名犯义之事，皆诬称为孔子之特笔，而不知已乱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驳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圣人，而不知孔子当日固一鲁大夫也。於周天子则其大君，於鲁公则其本国之君，於列国诸侯，则俱周天子所封建，与鲁君并尊者也。身为人臣，作私书以赏罚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乱之为，而谓圣人肯为之乎？如谓所诛绝者非在位之王公，岂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诛之乎？昌言无忌，祸之招也。纵曰深藏其书，不轻示人，然圣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图幸免，亦必无之事矣。举世袭先儒之论，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号，黜当代公卿，其将何辞以遏之”云云，其持论最为正大。又自述注释之例曰：“以《左传》之事实质《经》，以《经》之异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传》及诸儒论释，其合於义例，先后无悖者，不复置议。如其曲说偏断，理有窒碍，则据《经》文先后以驳正之”云云，其立义亦为明坦。其中如桓不书王之类，间亦偶沿旧说，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经》意。与焦袁熹之《阙如编》，其识皆在啖、赵诸儒之上，正未可贵远而贱近也。旧帙蠹蚀，字句间有残阙，无别本可以校补。然大旨宏纲，炳然无损，正不以一二断简废之矣。
△《三传折诸》四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尚瑗撰。尚瑗字宏蘧，一字损持，吴江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
散馆外补兴国县知县。尚瑗初从朱鹤龄游，讲《春秋》之学。鹤龄作《读左日钞》，尚瑗亦作《读三传随笔》。积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书。曰：“折诸”者，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也。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传》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岳考》、《地名同考》、《名谥同考》、《名姓世表》诸篇，皆引据典核，可资考证。惟其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每据摭汉魏以下史事与《传》文相证，往往支离曼衍。如因卫懿公好鹤遂涉及唐玄宗舞马之类，不一而足。与《经》义或渺不相关，殊为芜杂。然取材既广，储蓄遂宏。先儒训诂之遗，经师授受之奥，微言大义，亦多错见於其中。
所谓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固未可以其糠粃遂尽弃其精英。且《春秋》一经，说者至夥，自孙复、刘敞之徒倡言废《传》，后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实而臆断是非。胡安国《传》自延祐以来悬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灭项乃误归狱於季孙，由议论多而考证少也。尚瑗是书，虽未能刊削浮文，颇乖体要，而蒐罗薈稡，犹为摭实之言。过而存之，视虚谈褒贬者固胜之远矣。
△《春秋阙如编》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广期，金山人。康熙丙子举人。是编为袁熹未成之书，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盖犹其稿本。前有其孙锺璜《跋》，亦当时手迹也。自《穀梁》发常事不书之例，孙复衍有贬无褒之文。后代承流，转相摹仿，务以刻酷为《经》义。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国，无一人得免於弹刺，遂使游、夏赞之而不能者，申、韩为之而有馀。流弊所极，乃有贬及天道者（吕柟《春秋说志》谓书季孙意如卒，所以见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乱矣。袁熹是书，独酌情理之平，立褒贬之准，谨持大义而刊削烦苛。
如隐公盟蔑，诸家皆曰恶私盟。袁熹则谓继好息民，犹愈於相虞相诈。至七年伐邾，事由后起，不容逆料而加贬辞。又谓会潜之戎，本杂处中国，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贬俱无可加。谓无骇之书名，若后世帝室之胄不系以姓，非贬而去之。谓书齐侯弟年，见齐之重我，使其亲贵，非讥过宠其弟。谓书螟为虫伤苗稼，即当留意补助，不以此一事便为恶。如此之类数十条，皆一洗曲说。至於武氏子求赙，乃鲁不共命，天王诘责，岂敢反讥天王？家父求车，乃天子责贡赋有阙，《经》婉其文曰求车，不应舍其下，责其上。尤大义凛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读春秋》数条，论即位或书或不书，四时或备或不备，有史所本无，有传写脱佚，非圣人增减於其间。亦足破穿凿之说。近代说《春秋》者，当以此书为最。
虽编辑未终，而义例已备，於经学深为有裨，非其《经说》诸书出於门人杂录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自超撰。自超字彝叹，高淳人。康熙癸未进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中。是书大意本朱子据事直书之旨，不为隐深阻晦之说。惟就《经》文前后参观以求其义，不可知者则阙之。篇首《总论》二十条，颇得比事属辞之旨。其中如单伯逆王姬则从王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