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则於六经复古之学，艰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后细看《属辞》一过，乃知区区抱此二十馀年，非得已不已，强自附於传注家，以徼名当世之谓也。其书参互错综，若未易观。然其入处只是属辞比事法，无一义出於杜撰”云云。其论义例颇确，其自命亦甚高。今观其书，删除繁琐，区以八门，较诸家为有绪。而目多者失之纠纷，目少者失之强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缴绕，故仍为卓尔康所讥（语见尔康《春秋辨义》），盖言之易而为之难也。顾其书淹通贯穿，据《传》求《经》，多由考证得之，终不似他家之臆说。故附会穿凿虽不能尽免，而宏纲大旨则可取者为多。前有宋濂《序》，所论《春秋》五变，均切中枵腹游谈之病。今并录之，俾凭臆说经者知情状不可掩焉。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尊黄泽之说，《春秋》以《左氏传》为主，注则宗杜预。
《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是书即采傅良之说，以补《左传集解》所未及。其大旨为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独有补於杜解，为功於《左传》，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盖亦春秋家持平之论也。至杜预《释例》，自孔颖达散入《疏》文，久无单行之本。
《永乐大典》所采录，得见者亦稀。陈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汸所采录，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锁匙》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其书撮举圣人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类者，互相推勘，考究其异同，而申明其正变。盖合比事属辞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其尊王与否而进退之。
其中如谓圣人贬杞之爵，降侯为子；与毛伯锡命称天王、称锡为以君与臣之词；召伯赐命称天子、称赐为彼此相与之词。虽尚沿旧说之陋，而发挥书法，条理秩然。程子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几近之矣。考宋沈棐尝有《春秋比事》一书，与此书大旨相近。疑汸未见其本，故有此作。然二书体例各殊，沈详而尽，赵简而明，固不妨於并行也。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汪克宽撰。克宽有《礼经补逸》，已著录。是书前有克宽《自序》，称“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然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定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虞集《序》中亦及其事。盖兼为科举而设。
吴澄《序》俞皋《春秋释义》所谓以胡《传》从时尚者也。陈霆《两山墨谈》讥其以鲁之郊祀为夏正，复以鲁之烝尝为周正，是亦迁就胡《传》，不免骑墙之一证。然能於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乃全剿克宽此书。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以宁撰。以宁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
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於道。事迹具《明史文苑传》。
史称以宁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撰《胡传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岁，始卒业。今《胡传辨疑》已佚，惟此书存。考三正叠更，时月并改。《经》书正月系之於王，则为周正不待辨。
正月、正岁二名载於《周礼》。两正并用，皆王制也。左氏发《传》，特曰“王周正月”，则正月建子，亦无疑。自汉以来，亦无异议。至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为夏正，世无信其说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时”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众。胡安国遂实以夏时冠周月之说。程端学作《春秋或问》，遂坚持门户。
以梅赜伪书为据，而支离蔓引以证之，愈辨而愈滋颠倒。夫《左氏》失之诬，其间偶尔失真，或亦间有。至於本朝正朔，则妇人孺子皆知之，不应《左氏》误记。
即如程子之说，以左氏为秦人，亦不应距周末仅数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异说纷纷，殆不可解。以宁独徵引五经，参以《史》、《汉》，著为一书，决数百载之疑案，可谓卓识。至於当时帝王之后，许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见於长葛之《传》。诸侯之国，亦或用夏正。故《传》载晋事，与《经》皆有两月之差。
古书所记，时有参互。后儒执为论端者，盖由於此。以宁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训》、《泰誓》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据。以宁尚未及明其伪托。而《周礼》正岁、正月之兼用，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