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会防”之“防”在琅邪华县东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县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诸及郓”之“郓”在成阳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郓”之“郓”在东郡廪邱县东，闶皆混为一地，未免於考据少疏耳。原书久佚，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谨按次排比，薈稡成编。其《永乐大典》原阙者，则采各书所引闶说补之。首尾完具，复为全帙。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是书十四卷。今以篇页繁重，析为四十卷。又《宋史》本传称闶有《春秋集解》，而《永乐大典》实作《集注》，与《书录解题》同，当是宋本原题。今并从之。至所载《经》文，多从《左氏》而亦间有从《公》、《穀》者，盖宋代诸儒大都兼采三《传》，不尽如汉世专门之学也。
△《春秋后传》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字君举（案傅良或作传良，诸本互有异同，然其字曰君举，则为傅说举於版筑之义，故今定为傅字），号止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宝谟阁待制。谥文节。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有其门人周勉《跋》，称傅良为此书，将脱稿而病，学者欲速得其书，俾佣书传写。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编，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传，已非傅良完本矣。赵汸《春秋集传自序》，於宋人说《春秋》者，最推傅良。称其“以《公》、《穀》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得学《春秋》之要，在三《传》后卓然名家。而惜其误以左氏所录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难疑以不书发义，实与左氏异师。陈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录而《经》不书者，皆以为夫子所笔削，则其不合於圣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为《春秋》作《传》，非为策书作《传》。其所云某故不书者，不得《经》意或有之，必以为别发史例，似非事实。况不修《春秋》二条，《公羊传》尚有传闻，不应左氏反不见。恐均不足为傅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为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废象数，而谈《易》者日增。自啖助废三《传》，而谈《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经者惟《易》与《春秋》二家著录独多。空言易骋，兹亦明效大验矣。傅良於臆说蜂起之日，独能根据旧文，研求圣人之微旨。楼钥《序》称其於诸生中择能熟诵三《传》者三人，曰蔡幼学，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随。遇有所问，其应如响。其考究可谓至详。又其书虽多出新意，而每《传》之下必注曰：“此据某说”、“此据某文”。其徵引亦为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谈褒贬者，庶有豸乎？傅良别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楼钥所序盖兼二书言之。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永乐大典》中尚存梗概，然已残阙，不能成帙，故不复裒录焉。
△《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其生平研究《左传》，凡著三书：一曰《左传类编》，一曰《左传博议》，一即是编。其《类编》取《左氏》之文，分别为十九目，久无传本，惟散见《永乐大典》中，颇无可采。《博议》则随事立义，以评其得失。是编持论与《博议》略同，而推阐更为详尽。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於《左氏》一书多所发明而不为文，似一时讲说，门人所钞录者，其说良是。《朱子语录》亦称其极为详博。然遣辞命意，颇伤於巧。考祖谦所作《大事纪》，朱子亦谓有纤巧处，而称其“指公孙宏、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杀人”云云。然则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馀地耳。非谓巧於驰辨，至或颠倒是非也。《书录解题》载是书为三十卷。此本仅二十卷。考明张萱《内阁书目》所载《传说》四册外，尚有《续说》四册，知陈氏所谓三十卷者，实兼《续说》十卷计之。今《续说》别於《永乐大典》之中裒采成帙。以其体例自为起讫，仍分著於录云。
△《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吕祖谦撰。是编继《左氏传说》而作，以补所未及，故谓之《续说》。久无传本，今见於《永乐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旧本阙佚，无足采录。其馀则首尾完具，以《传》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臾骈送狐射姑之帑”、“孟献子爱公孙敖二子”两条，俱以《博议》所云为非。是则是书当成於晚年矣。其体例主於随文解义，故议论稍不如前说之阔大。然於《传》文所载，阐发其蕴，并抉摘其疵。如所谓“《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义，一也。好以人事附会灾祥，二也。记管、晏事则尽精神，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三也”云云，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至於朝祭、军旅、官制、赋役诸大典及晋、楚兴衰，列国向背之事机，诠释尤为明畅。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为出自襄公，稍为讹舛耳。盖祖谦邃於史事，知空谈不可以说《经》，故研究《传》文，穷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废《传》之高论。视孙复诸人，其学为有据多矣。
△《详注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浙江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