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之例，於作者皆书其字，而杜预《春秋传序》则独题名。岂非从六臣本中摘出善注，以意排纂，故体例互殊欤？至二十七卷末附载《乐府君子行》一篇，注曰李善本古词止三首，无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於后。其非善原书尤为显证。以是例之，其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传序》二篇，仅列原文，绝无一字之注，疑亦从五臣本剿入，非其旧矣。惟是此本之外，更无别本，故仍而录之，而附著其舛互如右。
△《六臣注文选》六十卷（内府藏本）
案：唐显庆中，李善受曹宪《文选》之学，为之作注。至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复集衢州常山县尉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之子良、处士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共为之注，表进於朝。其诋善之短，则曰“忽发章句”，是徵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於末学，质访旨趣，则岿然旧文，祗谓搅心，胡为析理。其述五臣之长，则曰“相与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於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意，作者为志，森然可观。”观其所言，颇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书首进表之末，载高力士所宣口敕，亦有此书甚好之语。然唐李匡乂作《资暇集》备摘其窃据善注，巧为颠倒，条分缕析，言之甚详。又姚宽《西溪丛语》诋其注扬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为二老，反驳善注之误。王楙《野客丛书》，诋其误叙王暕世系，以“览后”为“祥后”，以“昙首之曾孙”为“昙首之子”。明田汝成重刊《文选》，其子艺衡又摘所注《西都赋》之“龙兴虎视，东都之乾符坤珍”，《东京赋》之“巨滑间”，《芜城赋》之“袤广三坟”诸条。今观所注。迂陋鄙倍之处尚不止此。而以空疏臆见轻诋通儒。
殆亦韩愈所谓“蚍蜉撼树”者欤。其书本与善注别行，故《唐志》各著录。黄伯思《东观馀论》尚讥《崇文总目》误以《五臣注本》置李善注本之前，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始有《六臣文选》之目。盖南宋以来，偶与善注合刻，取便参证，元、明至今，遂辗转相沿，并为一集，附骥以传，盖亦幸矣。然其疏通文意，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田氏刊本，颇有删改，犹明人窜乱古书之习，此本为明袁袠所刊。朱彝尊《跋》，谓从宋崇宁五年，广都裴氏本翻雕，讳字阙笔尚仍其旧，颇足乱真。惟不题镂版讫工年月，以是为别耳。
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所藏宋本《五臣注》作三十卷，为不失萧统之旧，其说与延祚表合。今未见此本。然田氏本及万历戊寅徐成位所刻，亦均作三十卷。盖或合或分，各随刊者之意。但不改旧文，即为善本。正不必以卷数多寡，定其工拙矣。
△《文选颜鲍谢诗评》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方回撰。回有《续古今考》，已著录。是编取《文选》所录颜延之、鲍照、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之诗，各为论次。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惟《永乐大典》载之。考集中颜延之《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一首，评曰：本不书，此诗书之，以见夫雕缋满眼之诗，未可以望谢灵运也。又《北使洛》一首，评曰，所以书此诗者，有二。又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评曰：规行矩步，甃砌妆点而成，无可圈点，故余评其诗而不书其全篇。（案：此本八首皆书全篇，与此评不合，盖不载本诗，则所评无可系属，故后人又为补录也。）则此集盖回手书之册，后人得其墨迹，录之成帙也。回所撰《瀛奎律髓》，持论颇偏。此集所评，如谢灵运诗多取其能作理语，又好标一字为句眼，仍不出宋人窠臼。然其他则多中理解。
又如谢灵运《述祖德》第二首，评曰：《文选》注高揖七州外，谓舜分天下为十二州，时晋有七州，故云七州。余谓不然，此指谢元所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都督耳。谓晋有七州而高揖其外，则不复居晋土耶？谢瞻《张子房诗》，评曰：东坡诋五臣误注三殇，其实乃是李善。颜延之《秋胡诗》，评曰：秋胡之仕於陈，止是鲁之邻国，而云，“王畿”，恐是延之一时寓言。虽以秋胡子为题，亦泛言仕宦。善注乃引诗纬曰：陈王者所起也，此意似颇未通。亦间有所考订。至於评谢灵运《九日戏马台送孔令诗》，谓“鸣葭”当作“鸣笳”，则未考《晋书夏统传》。评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谓“行药”为“乘兴还来看药栏”之意，则误引杜诗。评谢朓《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诗》，谓或以为岫本训穴，以为远山亦无害，则附会陶潜《归去来辞》。小小舛漏，亦所不免，要不害其大体，统观全集，究较《瀛奎律髓》为胜；殆作於晚年，所见又进欤。
△《玉台新咏》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陈徐陵撰。陵有《文集》，已著录。此所选梁以前诗也。案：刘肃《大唐新语》曰：梁简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据此，则是书作於梁时，故简文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今本题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撰，殆后人之所追改。如刘勰《文心雕龙》本作於齐，而题“梁通事舍人”耳。其梁武帝书谥，书国号，邵陵王等并书名，亦出於追改也。其书前八卷为自汉至梁五言诗，第九卷为歌行，第十卷为五言二韵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