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
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意，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不得出法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为教。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人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
然后情求旁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奉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
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终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恒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曰：「臣以去太康八年，随事异议。且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臣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于是门下属议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已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按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郎令史以下，应复出法驳按，随以事闻也。」
东晋成帝时，廷尉奏殿中帐施吏邵广盗官幔二张，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弃市。广二子，宗年十三，云年十一，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尚书郎朱映议以为：「天下之人，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惧死罪之刑，于此而弛。」时议者以广为钳徒，二儿没入，既足以惩，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尚书右丞范坚驳之曰：「自淳朴浇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
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且既许宗等，宥广死罪，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得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邪！按主者今奏云，唯特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嚬笑之闲，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耳。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许宗之请，将来诉者，何独匪人！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从之。
安帝义熙中，刘毅镇姑熟。尝出行，而鄢陵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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