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陈之闲，特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李谔奏于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大道，好雕虫小艺，连编累牍，盈箱积案，独有月露风云之状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兹擢人，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其言，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及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渐革前弊，陛下君临，树本崇化。而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适下，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举」。夫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察辞度材，则人品可见矣。故选曹授职，諠嚣于礼闱；州郡贡士，诤讼于陛闼。谤议纷纭，寖成风俗。今夫举人，询于乡闾，归于里正而已。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乡闾。
设如才应经邦，唯令试策；武能制敌，只验弯弧。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于安仁，灵运词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长卿，子建藻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官，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概而取也。其武艺亦然。故谋将不长于弓马，良相宁资于射策。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文则试以理官，武则令其守御，使侥名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庸谬。
臣谨按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临难决疑，乃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又按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于渭南，司马宣王持剑，劲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乎？又按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于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任故也。
又按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着，则贪竞之路塞矣。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试守，以观能否，参检行事，以核是非。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长矣。
圣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独荐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书郎，莅事有声。太后谓仁杰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长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贤令，狄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乃召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太后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又迁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书、灵武大总管姚元之将赴镇，太后令举堪为宰相者。
元之对曰：「秋官侍郎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为相。
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曰：夫元元之众，莫不悬命于县令，宅生于刺史，此其尤亲于人者也。是以亲人之任，宜得贤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选。而今刺史、县令，除京辅近处之州刺史犹择其人，县令或备员而已；其余江、淮、陇、蜀、三河诸处，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于京官之中，出为州县者，或是缘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宰之闲，以为斥逐之地；因势附会，遂忝高班，比其势衰，亦为刺史；至于武夫、流外，积资而得官，成于经久，不计有才，诸若此流，尽为刺史。
其余县令以下，固不可胜言。盖甿庶所系，国家之本。务本之职，反为好进者所轻，承弊之邑，每遭非才者所扰，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劝其所行。臣窃怪近俗偏轻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于其私情，甚自得计。何则？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闲，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于是。人情进取，岂忘之于私，但法制之不敢违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于京职，而不在外郡，如此则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营营，安肯复出为刺史、县令？
而国家之利，方赖智能之人，此辈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痒而求入，如此，则智能之辈常无亲人之者，今又未革之以法，无乃甚不可乎！故臣以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县令，此官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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