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杨国忠为吏部尚书，以肺腑为相，惧招物议，取悦人心，乃以选人非超绝当留及蓝缕当放之外，其余常选，从年深者率留，故憃愚废滞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铨注官，皆自专之，于尚书都堂与左相相偶唱注，二旬而毕，不复经门下省审，侍郎不得参其议。
其内常参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员并停使郎官御史丁忧废省者，旧制中书、门下便除授，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举荐」。至五年六月，敕：「在外者，委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其在京城者，委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并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谕德，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秘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一度荐闻。
」至八年正月，敕：「比来所举，人数颇多，自今以后，中书、门下两省及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应合举人，各令每人荐不得过两人。余官，不得过一人。」至九年十一月，敕：「每年冬荐官，吏部准式检勘，成者宜令尚书左右丞、本司侍郎引于都堂，访以理术兼商量时务状，考其理识通者及考第事，疏定为三等，并举主名录奏。试日，仍令御史一人监试。」
考绩周汉魏晋后魏大唐周制，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其训曰：「三岁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职而行事也。九岁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无职而赏有功也。」汉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蚀，又久青无光。召京房问，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着。末代以毁称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晋灼曰：「令、丞、尉理一县，崇教化、亡犯法者，辄迁。有盗贼，满三日不觉者，尉事也。
令觉之，自除，二尉负其罪。率相推如此法也。」帝令公卿与房会议，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许。上意向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帝召见，令房晓以课事，诸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言善。是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议论相非。时充宗嫉房，出为魏郡太守，唯许房至郡自行考课法。
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遂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后察举，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赐爵焉。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
是时大议考课之制，散骑黄门侍郎杜君务伯名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文具无益。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着，关七圣而课试之要未立。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掇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至于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理，臣以为未尽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
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一体相资而成也。」后考课竟不行。
晋武帝泰始初，务崇理本，诏河南尹杜君元凯为黜陟之课，其略曰：「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后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颂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访，敷纳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彰，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
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典，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均，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
」
后魏孝文帝太和中，诏曰：「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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