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往者荡阴之役，群僚奔散，义兵既起，而不附从，主上旋宫，又不归罪。至于晏驾之日，山陵即安，而犹不到。自台郎御史以上，应受义责，加贬绝，注列黄纸，不得叙用。至于先有他故去职，或以丧疾免散，仍遇兵隐遁山泽者，宜与上牒异制。春秋传曰：『君子避内难，不避外难。』孙、宁之变，蘧瑗出关，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责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后于山陵，故当从时宜以立褒贬，依王政而正准绳，不可偏抗古义以伤今实也。
承诏书而制奔赴之期，以为分别远近，则典而不畅；检校险易，则密而不弘。故拟七月之典，以议今事。达官名问特通者，过期不到，宜依退免法，注列黄纸，三年乃得叙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诸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与下牒同罚。春秋传曰『不以家事辞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诸侯州伯辄留应赴之人，而令失节于王庭，坐于周官九代之法，应在犯令陵政之条，诸台平处，正其削黜。」
东晋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属王蒙议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观时损益。今服教之地，远于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断，远近一概者，违实，惧非通制。请王畿以外，南极五岭，非守见职，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黄纸，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统议不奔山陵，但三年不叙，于义为轻。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虽未有王命，犹不与停散同。今见在官即吉之后去职，不及凶事，无所贬责。万里外以再周为限。自此以内，明依前牒，虽在父母丧，其责不异。
」黄门郎徐众等驳蒙云：「若如蒙议，见在官者，已拘于制度，不得奔赴。至于既去，虽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暂致身哉！臣谓丧纪虽过，去职者故宜还赴。」诏可。蒙又申述前议曰：「丧纪有数，吉凶有断，岂可当于缟素既终而制无限之责哉！若除丧使奔，当以何服？素服叙哀，则在廷已吉，陵无哭礼；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谒，非奔丧之谓；若服外更立限断，则不知所准；若不计远近同服内，则立制漫而无断。」诏又付尚书左丞王彪之议，云：「昔太宁之难，奔赴无过三年之限。
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礼，为君之母、妻，居处饮食衎尔。『君已除丧而后闻丧，不税』，而责有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蒙所上。」诏曰：「今轻此制，于名教为不尽矣。今直以或者众致于此事，不必改先制，如蒙所上施行。」
八年，成帝崩，尚书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属王蒙以周年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乡论。臣以为夫名教兴于义厚，忠孝发于自然，不严而着，不肃而成者也。旧礼，国有大讳，外任不得离部，冗散之人，发哀公巷，初无课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称宣帝遗诏，乃不得令子弟诣陵。唯荡阴奔赴，多不逮及，始为其制，以笃一时。顾观人情，未有肃媿，徒兴简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义。宜遵前代，闻凶行丧三日而已。」诏曰：「孝慈起于自然，忠厚发于天成，若道不丧，岂有今弊。
弊至醨薄，反之何期？况以今日之弊，而欲废准式于颓俗，求自仁于吾朝，其于理化也，无乃迂乎？」融又重启，依王蒙所上为条制。
康帝建元初，融又议定不应奔赴山陵：「据周鲁有丧，而鲁人不吊。孔子所答曾子，当谓国内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见在方外者也。」尚书仆射顾和议：「按礼记曾子问：『父母之丧，既引及涂，闻君薨，如之何？』谷梁传曰：『周人鲁人各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周人虽有丧，遣人可也；鲁人当亲行事，故不吊也。」
大唐元陵仪注，诏问：「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师不？」所司奏曰：「按礼文『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练祥则告，不忘亲之义也』。又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又传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据此，则宗子五等以上，不限远近，尽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诸侯薨议后汉后汉安帝崩，立北乡侯，未踰年薨，以王礼葬。于春秋何义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鲁君子野卒，降成君称卒，从大夫礼可也。」孝顺皇帝永和中，诏公卿、校尉、尚书曰：「昔者周公摄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礼葬，天为动变，更以天子之礼，天即反风，岁即大熟。北乡王亲为天子，而以王礼葬，故天数灾异，宜加尊谥，列于昭穆。」群臣皆疑，谓当如常。司隶校尉周举议以为：「北乡本非正统，奸臣所授，立未踰载，年号未改。
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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