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元帝专配感帝。自余悉依武德令。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诏造明堂，内出九室样。堂三等，每等阶各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筵。下等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有司奏请从内样为定：「堂之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二百四十八尺。中等下等并不用。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享，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享，总于太室。
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闲并通巷，各广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玄、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干之策。圆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
柱外余基共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丈一尺。内样：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合，请依为定。其户仍外设而不闭。内样：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闲，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盖屋制，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各依方色。请施四垣四门。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
礼记明堂阴阳录『水行左旋以象天』。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目，殿门准太庙南门去庙阶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玄阃，四角造三重巍阙。」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不定且止。
显庆元年，礼官议，太宗不当配五人帝。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与入明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见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严配。当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谨按孝经『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寻历代礼仪，且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郑玄注曰：『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祠，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
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黩，拯率土之涂炭，布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从之。
干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郑玄义。司礼少常伯郝处俊议明堂，检旧礼用郑玄义，新礼用王肃义。诏依旧用郑玄义。复议立明堂。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昕等请为五室。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议。上以五室为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诏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议定，下诏改元为总章，分万年县置明堂县。
总章三年三月，具明堂规制，下诏：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四，总成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处二仪中，定三才之本。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俳佪五闲。一周有四时，故四面各开门。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年有十二月，故周回十二门。又易三为阳数，二为阴数，合而为五，所以每门舍五闲。院四隅各置重楼，其四墉各依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维，故四角四楼。
又有五方水火金木土，五方各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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