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岁歉，减光禄寺供用物。(《本纪》。)弘治五年五月，巡视光禄御史彭程言：“臣适见光禄造皇坛器。皇坛者，先帝修斋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类废斥殆尽，何复有皇坛烦制器？光禄金钱，悉民膏血，用得其当，犹恐病民，况投之无用地。顷李孜省、继晓辈倡邪说，而先帝笃信之者，意在远希福寿也。今二人巳伏重辟，则祸患之来，二人尚不能自免，岂能福寿他人？倘陛下果有此举，宜遏之将萌；如无，请治所司逢迎罪。”帝得奏，以为暴扬先帝过，大怒，立下锦衣卫狱。
帝初无皇坛造器之命，特光禄姑为备。给事中丛兰亦巡觎光禄，继上疏论。帝宥兰，夺光禄寺卿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彭程传》。)
初，成化时，光碌增坐家长随八十余人，传添汤饭中官百五十余员。天下常贡不足於用，乃责买於京师铺户。价直不时给，市并负累。弘治十四年，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天变言之。乃裁减中官，岁省银八十余万。(《通纪》。)弘治十五年九月庚午，光禄寺卿王珩列上内外官役酒饭及所畜禽兽料食之数。戊子，命乾明门虎、南海子猫、西华门鹰犬、御马监山猴、西安门大鸽放减有差，存者减其食料。(《通纪》。)十七年二月甲寅，诏减光禄寺供奉。(《三编》。
)正德元年，户部集议：“国用不足，韩文等所言亢食亢费，宜令光禄寺查看每年所徵厨料，及内外近侍官员每日所费酒馔。有不急之用，悉从减省。”於是该寺会计，膳羞供应视弘治元年日增一倍。礼部请复旧规。诏从之。郑宗仁以太仆卿调光禄卿。凡供应俱照弘治初年例，日省百金。寺额，岁定银二十四万。先时止用十二万余。至正德时，用至三十六万，犹称不足。嘉靖中，厨役用四千一百名。(已上《梦余录》。)嘉靖三十一年，马从谦为光禄少卿。
提督中官杜泰乾没岁钜万，为从谦奏发。泰因诬从谦诽谤，帝怒，命廷杖八十，竟死杖下。久之，光禄寺灾。帝曰：“此马从谦余孽所致耳。”(《杨允绳傅》)。三十四年，给事中杨允绳巡视光禄。光禄丞胡膏伪培物直，允绳与同事御史张巽言劾之，下法司按验。膏窘，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数、允绳憎臣简别太精，斥言‘醮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择？’其欺谤元修如此。”帝大怒，下允绳及膏诏狱。(同上。)
隆庆初，诏罢宝坻等处采取鱼鲜。自今荐新上供，俱令光禄寺备办，毋得奏遣内臣著为令。(《梦余录》。)穆宗在裕邸时，尝贪驴肠而甘。及即位，间以问左右。左右请诏光禄常供。上曰：“若尔，则光禄必日杀一驴以充内膳，吾不忍也。”岁时行幸，光禄供膳，必先期以请。上尝裁取最约者。岁省光禄费以钜万计。(《昭代典则》。)杨熔奏：“以举人出身知县、教官廉能素著者入补光禄寺署正，而间以例贡参之，优其超擢；或径於听选举人中除补。
”从之。(《续通典》。)万历二年，光禄寺积米二十七万石，仓廒满盈。奏於东安门外置房一所，改为外仓。(《梦余录》。)王汝训为光禄卿。汝训先为少卿，寺中岁费二十万。至是，滥增四万有奇。汝训据《会典》请尽裁内府亢食。不许。(《王汝训传》。)光禄之设，上自玉食、庆典、祀典，下至各官供具、四夷宴赏，小至禁卫监局廪饩，皆於此出。先是，法度严明，宫中府中俱尚俭约。万历初年，本色有止甩三万余石，折色有止甩七八万两者。
故本色常积数十万石，折色亦常积至一百余万两。後续添之项，浮於常例数倍；又有供养之增，好事之增，吉凶诸典之增。数行墨字，无例无印，顿费数千百两，而无敢出一言。按今本色六万六千余石，折色二十四万二千余两。用之皇上者不及十之一，用之额定正项者不及十之二三，而民膏民脂尽为旁窦所有，可不思一变计哉？(《世法录》。)
太仆寺(仍元官。 )
洪武四年闰三月甲寅，置群牧监於达勒达锡里营所。(旧作答答失里营。)六年二月辛巳，更置牧监於滁州，改为太仆寺，以监令唐元亨为卿，监丞孙瑛为少卿。(《昭代典则》。)三十年，朱守仁拜太仆卿，首请立牧马草场於江北、滁州诸处，所辖十四监九十八群。马大蕃息。马政之修，自守仁始。(《单安仁传》。)永乐元年，改北平行太仆寺为北京行太仆寺。十八年，定都北京，遂以行太仆寺为太仆寺。宣德四年十二月，太仆寺请遣官阅孳生马。
上谕之曰：“马蕃於民间，必宽民力而後可责其成效。国家立法固有定规，其孳生不及数者，亦屡下令免偿，未尝以马伤民。尔等当率旧典，以示劝惩。民有贫难者，宜宽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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