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景帝实录》云云。证之《明通纪》亦同，直系之十六年。 )
十七年，逯中立疏：“伏见辅臣王锡爵题请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刘虞夔充总裁官。舆论啧啧，以为匪人。窃维修史钜典，必博访名流，广招俊士。前辅臣疏，有‘欲取之别署，取之外僚，取之闲废，取之山林隐逸，’而必曰‘文行兼优’，又曰‘行义无亏’。今乃授其门人虞夔首预总裁之选。傥误蒙收录，则修史之典，适以启邪臣奔竞之途，何足以昭法戒而垂万世？伏望谕辅臣及吏部严行谘访，务求端方直亮、博闻、有道术之士。毋得滥及匪人，以污盛举。
”从之。(《明臣奏议》。)
二十二年三月癸卯，诏修国史。先是礼部尚书陈于陛疏书：“宋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观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若不及时网罗，岁月既久，卷帙散脱，欲成信史，将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纂，以成万世不朽盛事。”诏从之。(陈于陛传。)修撰焦言：“国朝《实录》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向无专纪。
景帝位号虽复，而《实录》附载，未经改正。夫胜国之君，代必为纪，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此所当创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发祥之始，列於高庙《本纪》之首，如汉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长沙，巳无可议。)至睿宗献皇帝似当一遵此例，不必另纪。盖位终北面，犹人臣之列；事属追王，无编年之体。此所当附见者，二也。或当分而不宜合？或当合而不必分，兰台石室之中，自有定论，但须经圣断，乃可遵行。
(《梦余录》。)
二十三年九月乙酉，诏以建文朝事，附国史《太祖本纪》末，复其年号。时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言：“建文年号不宜革除。见值纂修国史，当更正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年号，以复建文元、二、三、四年之旧。”礼部议从之，故有是命。二十五年六月癸未，以皇极门左右两廊被灾，阁臣张位等请停止国史纂修事务。从之。(已上《实录》。)泰昌元年十一月，詹事公鼐言：“近闻南、北臣僚，论先帝升遐一事，亦多怪异，语多隐藏。恐因委巷之讠为传，流为香山之稗说，臣窃痛焉。
夫臣子爱君，存其真不存其伪。今实录纂修在即，请将先帝事迹别为一录。凡一月间，明纶善政，固大书特书；其有见闻异词？及宫闱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笔指陈，勒成信史。臣虽不肖，窃敢任之。”疏入，不许。(《公鼐传》。)
天启二年，修《神宗实录》，命太常卿董其昌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Ａ３博徵，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贪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宜付史馆。(《董其昌传》。 )
魏忠贤既辑《三朝要典》，以《光宗实录》所载与《要典》左，乃言叶向高等所修非实，宜重修。遂恣意改削抵牾《要典》者。《崇祯》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实录》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实录》为魏党曲笔，当改正从原录。”时温体仁当国，与王应熊等阴沮之。事遂寝。庶子许士柔曰：“若是，则《要典》犹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实录总记》於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也。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也。
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也。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之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犹详慎如彼。新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圣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伦，皆暗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信史谓何？”疏上，不省。体仁令中书官检校《穆宗总记》示士柔。士柔具揭争之曰：“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久，登极後事，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仅一月，三后诞育圣躬，皆在未登极以前。不书之《总记》，将於何书也？
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至於册立大典，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庙之册立当书，皇上之册封独不当书乎？”巳复上疏曰：“累朝《实录》无不书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摘改录，正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何也？当日国本几危，坤宁调护，真孝慈之极则，顾复之深思。史官不难以寸管抹杀之，此尤不可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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