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谕之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巳。要在训忠纳诲，致主於无过之地，而後为尽职。吾平时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犹寻绎不巳。今尔在吾左右，不可不尽言也。”(《大训记》。)复命毅、训文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吾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鉴戒耳。”(《陈修传》。)吴元年，魏观迁两淮都转运使，入为起居注。(《魏观传》。)洪武五年，礼部尚书陶凯言：“汉、唐、宋时，皆有《会要》，纪载时政。
今起居注虽设，其诸司所倾谕旨及奏事簿籍，宜依《会要》编类为书，庶可以垂法後世。下台省府者，宜各置铜柜藏之，以资稽考，俾无遗阙。”从之。(《陶凯传》。)七年八月，宋濂荐僧郭传，授翰林应奉，直起居注。(《王蒙传》。)十四年，定起居注秩从七品，以单仲佑、詹同为之。(《词林记》。)弘治十七年九月，复置起居注。初，洪武间，设起居注，後废。至是太仆少乡诸言：“古者史官纪言、纪动，典至重也。臣见陛下宣召群臣，多帷幄造膝之言。
近臣不得与闻，史官莫由纪录。失今不图，恐岁月绵远，传闻各异，无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问者，备录呈览，宣付史馆。”报可。(《三编》。)
世宗初，御史黎贯请复起居注之制，命诃臣编类章奏以备纂述。从之。(《黎贯传》。 )嘉靖十一年，学士寥道南言：“太祖设起居注，仁宗开宏文馆，皆师古者记事、记言之制。自宣德後，相权重，史职轻，而起居注遂废。今宜选翰林中学识优异者，俾兼起居，日记言动，以至邦有大政，民有大眚，皆令书之。庶克徽信来兹，而史职不为虚设矣。”上嘉纳之。(《两朝宪章录》。 )
万历三年，编修张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章。徒使野生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於是大学士张居正议曰：“国初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盖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原非有所罢废。但自职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阙略。迩者纂修实录，臣等只事总裁。凡所编辑，不过总集诸司章奏，稍加删润，奖括成编。至於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舆夫稗官野史之书，海内所流传者，欲事采录，又恐失真。是以嘉谋嘉猷，实多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之所致也。今宜申明史职，以复旧制。舍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
其朝廷政事见於诸司章奏者，俱选年深学优之史官六员，专管纂修。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纂一曹。俱在朝供职，不得别有差遣。凡遇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记事官侍班，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视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从之。(《三编》。)
神宗一日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於主德如此。(《梦余录》。)○修前代史洪武二年二月，诏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长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为总裁。徵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来僖、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访、张文海、徐尊生、黄篪、王绮、傅著、谢徽、傅恕凡十六人为纂修。三年二月，诏重修《元史》，复徵四方文学士朱右、贝琼、朱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坟、张宜、张简、杜寅、殷弼、俞寅、赵埙等十四人为纂修。
先是，得十三朝实录，惟元统以後之事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山东采遗事。至是还朝，重开史局。七月丁亥，书成，凡二百十二卷。(已上《三编》。)
礼局徐一夔者，王荐之入史局。一夔遗书曰：“迩者县令传命，言朝廷以续修元史见徵，且云：执事谓仆善叙事，荐之当路。私心窃怪执事何倦倦於不材多病之人也。仆素谓执事如我，今自审终不能副执事之望。何也？近世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於《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
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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