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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之为《三统》、《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蓍策为术无差,则《大衍历》宜即定于唐,而后之为《五纪》、《贞元》、《观象》者又若何?盖阴阳迭行,随动而移,移而错,错而乖违。日陷不止,则躔离之谬,分至之忒,积此焉穷?云路所议四事应宜俱改,使得中秘星历书一编,阅而校焉,必更有得。”于是钦天监正张应侯疏诋云路之诬。礼部言:“使旧法无差,诚宜世守。今既觉少差,失今不修,将岁愈久而差愈远,其何以齐七政而厘百工?乞以云路提督钦天监事,督率官属数心测候,以成钜典。
”议上,不报。
崇祯十四年,礼臣言:“自古历法数十年一改,而守敬之历,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时同刻异,无大悬绝。至置闰之差,起于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历所定之日,即旧历所注昼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较密,在异时亦难保其不差。一番更改,良不易言。请照《回回》科例,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节气同异,据法测验,而后徐商更改,庶有当乎?”(已上《春明梦余录》。 )
卷二十八 运历下
◎测影正统十一年八月,作晷影堂。(《昭代典则》。 )正德十六年,漏刻博士朱裕言:“晷表尺寸不一,难以准测。而推算历数,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请敕大臣一员,总理其事。铸立铜表,考四时日中之影。仍于河南阳城察旧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及分立圭表于山东、湖广、陕西、大名等处,以测四方之影。然后将内外晷影,新旧历书,错综参验,撰成定法。庶几天行合而交食不谬。”疏入,不报。(《天文志》。 )
郑世子载育曰:“何承天立表测影,始知自汉以来,冬至皆后天三日。然则推步晷影,乃治历之要也,《授时历》亦凭晷影为本,而《历经》不载推步晷影之术,是为缺略,今用北极出地度数,兼弧矢二卫以求之,庶尽其原。又随地形高下,立差以尽变,前此未有也。”又曰:“冬至之景,一丈有余。表高晷长,则影虚而淡。或设望筒、副表、影符之类,以求实影。然望筒或一低昂,副表、影符或一前却,所据之表或稍有倾欹,圭面或稍有斜侧。二至前后数日之影,进退止在毫厘之间,要亦难辨。
况委托之人,未知当否?九服之远,既非目击,所报晷影,宁足信乎?”(《历志》。)
宣城梅文鼎曰:“圭表之法:表短则分秒难明,表长则影虚而淡。郭守敬所以立四丈之表,用影符以取之也。日体甚大。坚表所测者,日体上边之影;横表所测者,日体下边之影;皆非中心之数。郭守敬所以于表端架横梁以测之也。然而非其本。必须正其表焉,平其圭焉,均其度焉:三者缺一,不可以得影。三者得矣;而人心有粗细,目力有利钝,任事有诚伪:不可不择也。知乎此,庶几晷影可得矣。”(《天文志》。 )
崇祯初,西洋人测得京、省北极出地度分:北京四十度,南京三十二度半,山东三十七度,山西三十八度,陕西三十六度,河南三十五度,浙江三十度,江西二十九度,湖广三十一度,四川二十九度,广东二十三度,福建二十六度,广西二十五度,云南二十二度,(按云南北极出地,高于广东。此二十二度,约计,或误。)贵州二十四度。(以上极度,惟两京、江西、广东四处,皆系实测。其余则据地图约计之。)又以十二度、度六十分、之表,测京师各节气午正日影;
夏至三度三十三分,芒种、小暑三度四十二分,小满、大暑四度十五分,立夏、立秋五度六分,雨、处暑六度二十三分,清明、白露八度六分,春、秋分十度四分,惊蛰、寒露十二度二十六分,雨水、霜降十五度五分,立春、立冬十七度四十七分,大寒、小雪二十度四十七分,小寒、大雪二十三度三十分,冬至二十四度四分。(同上。)
◎仪象
玑衡之象,或谓起于伏义,或谓作于帝喾,或云乃义和旧制,非舜创为也。马融谓:上天之体,不可测。知天之事者,惟有玑衡一事。即今浑天仪也。王蕃之论仪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体,为四游以缀赤道者,此谓玑也;置望简横箫于仪中,以窥七曜之行,而知其躔离之次者,此谓衡也。唐李淳风为三重仪:在外曰六合,其外曰三辰,最内曰四游。而一行复益之以黄道仪,其为论亦密矣。靖康之乱,仪象归于金。元人袭之,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
于是郭守敬创为简仪、仰仪、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晷定时仪,皆以意为之。始极精详。(《春明梦余录》。)
浑天仪,四柱以铜龙,架而悬之。简仪,相似而省十之七,止周围数道而已。玉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