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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明代律例汇编-明--第224页
书坊所编，而其每条所录，亦疑有刑部判例为其依据。如前所引「诽谤朝廷，比依子孙骂祖父母律绞」，已较永乐时榜文所载诽谤罪之处罚为轻(参拙著「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明清史研究丛稿」，页二五０─二五二)。其系何时判例，则惜已不可考矣。
明律「断罪无正条」许「引律比附」，故其时刑官断狱即有引律比附者。此处举三例：明宪宗实录记：
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谪兵部左侍郎马文升戍四川重庆卫。初，文升奉敕往辽东抚谕夷人，时太监汪直亦往按事，巡抚都御史陈钺谮文升于直，直还朝，会兵部尚书余子俊有参陈钺本，钺疑文升所为，遂嗾直奏：文升专擅行事，怀奸不忠，抚安无方，致启边衅。盖建州海西，夷非一种，文升招抚之，多顺服，间有未服而犯边者，故直以此陷之。锦衣卫指挥吴绶承直意，傅会成狱，刑部不敢违，比依「指挥千百户致所部军人反叛者」律，遂命谪戍，人皆冤之。
明世宗实录记：
嘉靖二十年四月己卯，江西进贤县民熊恩荣奏进所撰「敬一箴」注解，欲颁布并行，又欲以在野之人与科目并用，上怒，命执下法司拷讯，比「妄生异议，变乱成法」律，坐斩，诏可。嘉靖三十年四月壬午，经略京城内外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商大节奏：臣受命经略京城，但谓事体之未安，综理之未备，臣得以参酌奏请，助其所不及耳。非有重兵在手，专以战守为责者也。今咸宁侯仇鸾乃以京城四郊分布于臣，且云平时则修筑训练，有警则相机截杀，是京城利害以臣一身当之矣。及查仇鸾分布人马之数，则止留京军柔脆者防守九门，而自以精锐五万中途截杀。傥虏人有知，以一阵冲仇鸾，又以一阵趋京师，在仇鸾则进退失据，在京师则救援无兵，昨年之事，为鉴不远，乃欲诿臣徒守，难矣。且臣奉命节制者，参将麻宗等巡捕官军耳，仇鸾又屡为分调驻札，不令臣知，是巡捕官军即亦非臣所有。万一奸宄乘虚窃发，仓卒之间，谁为捍御。宜敕兵部详议，或遵敕谕所开载，或从仇鸾所分布，麻宗人马或属之臣，或属之鸾，或属之兵部，其修筑城堡，训练兵马，预处钱粮，应属何人，并乞早为裁断，以便遵行。疏入，上怒其推奸避难，命锦衣卫捕送镇抚司杖讯，法司议大节罪，比「领兵官已承调遣，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律斩。……已大学士严嵩等因言，大节固有罪，但法司所拟比，似于所犯未合。盖原律谓，临敌时不进兵策应，致误军机。今本犯虽涉推避，盖非临阵失机之比。乞皇上少霁天威，赦其一死，姑发极边充戍。……不听。此均其时刑官迎合权势，比附失当，故实录特书之。既比附失当，则其不为律例刊本「比附律条」所取，亦其宜也。
明代律例刊本所附「比附律条」，源出于成化时书坊刊本「大明律」后「会定见行律条」。此本书坊所编，未经朝廷钦定，故其次序凌乱，而文句亦欠妥贴。后此明人，各凭喜爱，以意去取，故所刊律例卷末所附「比附律条」，条数遂多寡不一。然以其出于一源，故其条款次序仍大体多同也。
此模拟附律条，万历时已明令「悉行停寝」，而清顺治律顾存之以供参考，其后复斟酌删并为律例正条，此可证此类「比附律条」，在删并前，亦有其存在之必要。明律系明太祖所定，明人不能擅更，故另制「条例」以辅律。比附律条断狱，本需奏闻取旨，本不可为例，然既有人编辑，则亦可供参考，而不另行制定条例，此其所以在成化时遭禁而其后仍附律而行也。
王恕所见大明律书坊刊本，末附「会定见行律」一百八条，该刊本已于宪宗时焚毁。后来律书刊本所附「比附律条」，均未言其来源所自，故清季律学名家论及明代「比附律条」，即不免讹误。清光绪时刑部尚书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五十二按语云：
前明律例之外，又有比附律六十余条，系嘉靖年间奏准纂入。盖因例无专条，即可据此以定罪也。国朝屡次增删，祇存三十条。其言明代律例有比附律六十余条，即误以顺治律比附律条数为嘉靖时「比附律条」数。其言「嘉靖年间奏准纂入」，亦与史实不符也。
律学非清代显学。明史刑法志记明代刑律事，极多讹误。其记王恕奏请废会定见行律条事云：
成化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言：大明律后有会定见行律百有八条，不知所起。如兵律加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本管长官条，皆轻重失伦，流传四方，有误官守。乞追板焚毁。令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论。
史志即未明言此百八条系比附律。「以故论」亦应改为「以故失论」。
日本仁井田升氏着「中国法制史研究」一书。其书「刑法」第六章「论中国法律之类推解释」，引据博洽，颇多新义。惟其书谓：王恕奏请废会定见行律条百八十条，仍系依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误文为说。仁井田氏未参考宪宗实录，未会合现存明律刊本所附「比附律条」，以复王恕所见本之旧，并用以改正「皇明条法事类纂」之误字。本文所论或可以补仁井田氏该书之未备矣。
明代律例刊本及明代类书刊本所附「比附律条」，今辑校附刊于后。
比附律条
据嘉靖二十三年邗江书院重刊本「大明律例附解」过录，以嘉靖三十三年汪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