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举兹大礼，惟务於忱，岂可托巡狩告至以有辞乎？又况柴望之祭，不及祖宗，所用时日，亦当有据。若一切损益之，则安用柴望之名哉？然则柴望之礼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臣窃惟明堂之礼，有汉武帝汶上之制，绍兴元年，实已行之。若再举而行，宜於今事，无戾於古典。或谓自维扬南郊之後，至於今日，再遇当郊之岁，不可以逾六年而不郊。以臣考之，郊之疏数，本无定制。真宗自景德二年祀南郊，至祥符七年而始祀东郊，则九年而後再郊矣。仁宗皇帝皇五年祀南郊，嘉元年行恭谢礼，四年行祭礼，七年行明堂礼，则逾九年而不再郊矣。
逾六年而不郊，非所疑也。或以周公严父之文为疑，则既有治平中司马光、吕诲之议，又有熙宁中祖宗之圣训与王安石之说，足以破万世之惑矣。或以并配之礼为疑，盖绍兴元年礼官之议，以谓皇之时，四方无虞，万物盛多，是以明堂合祭天地，并配祖宗。盖其说不尽不能推明所以变礼之意，是以致众人之疑。谨按皇诏书，其略曰：‘国朝自祖宗以来，三岁一郊。今祀明堂，正当三岁亲郊之期，而礼官所定配坐，不及祖宗，宜并配以称朕恭事祖宗之意。
’盖太祖则周之后稷，当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当配祭於明堂者也。郊当祭太祖，而以当郊之岁，举明堂之礼，则不可以遗太祖而不祭。稽之神理，本之人情，则皇诏书之本意，可以为万世不刊之典，岂特以四方无虞万物盛多而举此哉？并配之礼，又非所疑也。若乃神位仪物损益多寡之数，更合再加斟酌，以尽今日情文之宜。”诏从之。盖中兴郊祀明堂、合祭天地、并配祖宗之礼，参考推明，至兴义之议而始定。於是太常寺条具：“乞以明堂大礼为称，左仆射誓行事、执事、陪祠官於尚书省，刑部尚书莅誓。
明堂殿上下彻去黄道ブ褥，入殿门不张盖，百官不得回班。御燎从物、伞扇更不入殿。行礼前，卫士不起居呼万岁，读册官读册至御名勿兴。”诏并从之。
国子监丞王普言：“大礼明堂有未合典礼之事：正、配每位设太樽三，著樽二，牺樽、象樽、壶樽、山樽各一，又设如樽之数。太樽，一实供内法酒，一实齐，一实醴齐；著樽，一实祠祭法酒，一实盎齐；牺樽实缇齐，象樽实沈齐，壶樽实昔酒，山樽实事酒；太，一实清酒，馀皆实明水。谨按《周礼》，春祠、夏礻龠用两牺樽、两象樽，秋尝、冬用两著樽、两壶樽；四时之间祀用两太樽、两山樽。又曰‘凡祭祀供五齐三酒，以实八尊’，然则六尊之数，凡十有二，其当时所用者四，其设而不酌者八。
明堂乃季秋大享，则初献当用两著樽，一实玄酒，一实醴齐；亚、终献当用两壶樽，一实元酒，一实盎齐，皆有如樽之实。又设两太樽、两山樽、两牺樽、两象樽，实五齐、三酒而不酌，亦如之。今祭祀所用惟九樽，而首设太樽者三，以供内法酒及齐、醴齐实之；又设著樽者二，以祠祭法酒及盎齐实之；又设牺樽、象樽、壶樽、山樽，各以缇齐、沈齐、事酒、昔酒实之。尊之数不足以尽五齐、三酒也。又设太，以清酒实之。元酒不与齐酒对设也，则又为八以实之，且在三酒之後焉。
盖不论所设之与所陈之义，但取遍於樽之数而已，实无经据也。宜仿《司樽彝》秋尝之制，设两著樽，一实元酒，一实醴齐，以俟初献；又设两壶樽，一实元酒，一实盎齐，以俟亚献、终献；其馀八樽，以实五齐、三酒，设而不酌，悉如《周官》之制。其醴齐，请以祠祭法酒代之；其盎齐，请以供内法酒代之。增三樽为十二之数，庶与《周官》相应。”
又言：“按：祭器实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如爵为爵形，负盏於背，则不可以反坫；、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盖。此类甚多，盖出於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政和新成礼器制度，皆出於此，其用铜者，尝有诏许外州以漆木为之。至主上受命於应天，郊祀於维扬，皆用新成礼器，初未尝废止。缘渡江散失，无有存者。
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其、簋、樽、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
绍兴七年，诏大享明堂。时徽宗升遐，上躬行三年之丧，礼部、太常寺言：“景德、熙丰南郊故事，皆在谅ウ中，当时亲郊行礼，除郊庙、景灵宫合用乐外，所有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其逐处警扬，止鸣金钲鼓角。乞依累朝故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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