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则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礼。今仁宗虽丰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议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必若此行之，不独乖违典礼，恐亦非仁宗意也。臣等窃谓宜遵旧，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为便。”诏从孙等议，以仁宗配享明堂。
或问朱子曰：“《我将》之诗，乃祀文王於明堂之乐章。《诗传》以为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此乃周公以义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後，将以文王配邪，以时王之父配邪？”曰：“诸儒正持此二议，至今不决，看来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礼，不知在武王之时，在成王之时。若在成王时，则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见。”又问：“继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问：“周公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说如何？
”曰：“此是周公创立一个法如此，将文王配明堂，永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见後来妄将严父之说乱了。”
治平四年七月（时神宗已即位），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言：“季秋大享明堂，请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以合严父之义。”诏恭依。熙宁四年六月，诏以今年季秋有事於明堂，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礼。恩赏就明堂礼毕施行。太常礼院言：“亲祀明堂，惟昊天上帝、英宗皇帝及五方帝，并皇帝亲献；五人帝、五官神位，即命分献。”从之。元丰三年，诏：“历代以来，合宫所配，杂以先儒六天之说，朕甚不取。将来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馀从祀群神悉罢。
”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详定：“谨按《周礼》，有称昊天上帝，有称上帝。以义推之，称昊天上帝者，一帝而已，如‘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之类是也；称上帝者，昊天上帝及五帝，如‘类造上帝，封於大神’之类是也；称五帝者，昊天上帝不与，如‘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之类也，繇是而言，则《经》所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与《周礼》所称上帝同矣。其将来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仪注。
”并据知太常礼院赵居锡、杨杰、王仲修，检讨杨完、何直状：“谨按《周礼掌次职》曰：‘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祀五帝，则设大次、小次。’又《司服职》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与五帝异矣。则《孝经》所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诗》、《书》所称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诗》曰：‘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又曰：‘上帝是。
’《书》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如此类者，岂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郑氏之学兴，乃有六天之说，而事非经见，至晋泰始初，论者始以为非，遂於明堂惟设昊天上帝一座而已。唐《显庆礼》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享在近，议者犹以谓上帝可以及五帝。请如圣诏，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至诚精，以称皇帝严父之意。”诏如赵君锡等所议。
杨氏曰：“愚按《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然则上帝之与五帝同乎，异乎？山阴黄度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时者也。周人祀天於圜丘，祀上帝於明堂，皆报本也；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伯》言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义可知矣。’由此观之，则明堂祀上帝者，祀天也，非祀五帝也。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其说何从始乎？
遭秦灭学，专用夷礼。汉兴，袭秦四，增之为五。自是以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则祠五帝；明堂用公玉带之言，则祀五帝。皆以五为主，不知有上帝、五帝之分也。成帝即位，用匡衡之说改郊祀，明年，衡坐事免官，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祠者遂复甘泉泰及雍五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之。光武中兴以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变，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为法，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是故汉儒之注释明堂者，皆云祀五帝，盖其见闻习熟然也。
其後晋泰始中，有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只设昊天上帝一位。未几，韩杨建言，以汉魏故事，兼祀五帝，无祀一天者，竟复明堂五帝位，是又习熟汉魏故事而然也。抑又有甚焉者，唐开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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