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可不深加警戒而重有修省乎（南燕主超祀南郊，有兽如鼠而赤，大如马，来至坛侧。须臾，大风画晦。超惧，大赦）！”
北齐大圜丘歌辞夕牲，群臣入门，奏《肆夏乐》辞一首。迎神，奏《高明乐》词一首。牲出入，奏《昭夏》辞一首。荐毛血，奏《昭夏》辞一首。进熟，皇帝入门，奏《皇夏辞》一首。皇帝升丘，奏《皇夏辞》一首。皇帝初献，奏《高明乐》辞一首。皇帝奠爵讫，奏《高明乐》、《覆焘之舞》辞一首。皇帝献太祖飨神座，奏《武德之乐》、《昭烈之舞》辞一首。皇帝饮福酒，奏《皇夏之乐》辞一首。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乐》辞一首。柴坛既燎，奏《昭夏乐》辞一首。
皇帝还便殿，奏《皇夏》辞一首。五郊《迎气乐》辞一首。
周圜丘歌辞 降神，奏《昭夏》一首。皇帝将入门，奏《皇夏》一首。俎人，奏《昭夏》一首。皇帝升坛，奏《皇夏》一首。皇帝初献，作《门之舞》一首。皇帝初献配帝，作《门之舞》一首。皇帝初献及献配帝毕，奏登歌一首。皇帝饮福酒，奏《皇夏》一首。严奠，奏《雍乐》一首。帝就望燎位，奏《皇夏》一首。帝就便坐，奏《皇夏》一首。
隋圜丘歌乐辞 降神，奏《昭夏》辞一首。皇帝升坛，奏《皇夏》辞一首，登歌辞一首。皇帝初献，奏《诚夏》辞一首。皇帝既献，奏文舞辞一首。皇帝饮福酒，奏《需夏》辞一首，武舞辞一首。送神，奏《昭夏》辞一首。皇帝就燎，还大次，并奏《皇夏》辞同上。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并从祀（坛於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众星皆从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坛第二等；内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外之外）。上帝及配帝用苍犊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犊各一，内官以下加羊豕凡九。
孟春辛日祈，祭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苍犊二）。
高宗显庆二年，诏：“南郊祈、孟春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罢感帝祠。”太尉长孙无忌议曰：“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元六天之义，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谨按：郑元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天，皆谓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圜丘所祭昊天上帝为北辰星曜魄宝。又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严父配天，皆为太微五帝。考其所说，舛谬特深。
按《易》云：‘日月丽乎天，百草本丽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诗传》云：‘元气昊天，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此义。又检太史《圜丘图》，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与郑义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称：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北辰自在第二等，与北斗并列，为星官内座之首，不同郑元据《纬书》之说。
此乃羲和所掌，观象制图，推步有徵，相沿不谬。又按《史记天官书》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为天王之象，岂是天乎？《周礼》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唯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经》云‘郊祀后稷’，别无圜丘之文。王肃等皆以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符合经典，其义甚明。
而今从郑说，分为两祭，圜丘之外，别有南郊，违弃正经，理深未允。且检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载圜丘。式文既遵王肃，祠令仍行郑义，令、式相乖，理宜改革。”从之。
乾封初，诏依旧祀感帝。以有司议，又下诏依郑元义祭五天帝。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显庆新礼》，废感帝祀为祈，祀昊天以高祖配。旧礼，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依旧复祈为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礼且配圜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周人喾而郊稷之义。今若、郊一祖同配，恐无所据。”从之。又诏圜丘以高祖、太宗并配（先是，太宗只配明堂）。
武太后临朝，垂拱元年，诏有司议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严配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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