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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第609页
者地、神州并享，今以配天而亦罢，是皆变於礼中之大者也。《开元》、《开宝》二礼，五帝无亲献仪。旧礼，先诣昊天奠献，五帝并行分献，以侍臣奠币，皇帝再拜，次诣真宗神座，於礼为允。”诏恭依，而五方帝亦行亲献。
宋祁奏：“臣切见郑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肃曰：‘天惟一神，以五帝为次神。’而诸儒附郑者多，胡据而为说云：‘凡合祭五帝，一岁有二祀：龙见之月，祭於南郊，谓之大雩，一也；九月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一也。’祭明堂者，诸儒之言不同，或说：‘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庭中，以武王配，号曰祖、宗，礼所谓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设神位，准五行相向以为法：威仰在卯，西面；怒在午，北面；招拒在西，东面；叶光纪在子，南面。太、炎帝、黄帝、少、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之南，位如主人，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向。其牲，则天帝各一犊，合用十牲，文王、武王之牲用太牢，以《诗 我将篇》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专配一天，为之主，主足为外神依止，则文王配五帝矣。不专配，则所用牲得从尽物之享云。’”
英宗治平元年冬十月，诏明堂奉仁宗配。
时礼院奏，乞与两制同议仁宗皇帝配侑明堂。钱公辅等奏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创业继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则严父也；以成王言之，则严祖也。後世失礼，不足考据，请一以周事言之。臣切谓圣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则创业之君，是为太祖矣。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万世不迁之法也。真宗则周之武王，宗乎庙而不祧者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则严父也；以周公之心，摄成王之祭，则严祖也。严祖、严父，其义一也。下至於两汉，去圣甚远，明堂配祭，东汉为得。在西汉时，则孝武始营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无闻焉。在东汉时，则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之後无闻焉。当始配之代，符严父之说，及时异事迁，而章、安二帝亦弗之变，此最为近古而合乎礼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时，则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时，则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时，则以肃宗配之。礼官杜鸿渐、王涯辈皆不能推明经训，务合古初，反雷同其论，以惑时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当仁宗之初，倘有建是论者，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当时无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礼，不明於圣代，而有唐之曲学，流弊乎後人。愿陛下深诏有司，博谋群贤，使配天之祭不胶於严父，而严父之道不专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礼，替有唐之曲学。治平元年正月上。”於是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再详定以闻。孙等奏议曰：“仁宗继体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谓极矣。今庙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後严父之大孝。”司马光等奏曰：“臣等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故祖已训高宗曰：‘祀无丰於昵。’孔子与孟懿子论孝，亦曰：‘祭之以礼。’祭则事亲者不以数祭为孝者，贵於得礼而已。前汉以高祖配天，後汉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启土，及造有区夏者，皆无配天之文。故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其德业非不美也，然而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经》曰：‘严父莫大於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父配天，然後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误识《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不可以为法也。景二年，仁宗诏礼院官稽案礼典，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则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礼。今仁宗虽丰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议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必若此行之，不独乖违典礼，恐亦非仁宗意也。臣等窃谓宜遵旧，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为便。”诏从孙等议，以仁宗配享明堂。
或问朱子曰：“《我将》之诗，乃祀文王於明堂之乐章。《诗传》以为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此乃周公以义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後，将以文王配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