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量之材之大小之浅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
至于山林隐逸之士，有经明修德，德业完备者，仍请敕下地方官，悉心咨访，据实奏闻，朝廷优礼延聘，加以褒崇，以为士习人心之劝，则道术以正，学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材日盛，其有补于国家也，宁浅鲜哉？一曰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礼者圣王所以节性防淫，而维系人心者也。臣观今日风俗，奢侈陵越，不可殚述，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需，舆隶披贵介之衣，倡优拟命妇之饰，此饥之本寒之源，而盗贼狱讼所由起也。
然礼教之行，处贵近始，伏乞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以王公及士庶，凡官室车马衣服仆从一切器用之属，俱之定经制，限以成数，颁亦天下，俾恪为遵守，不许少有逾越。久之俭德日彰，贪风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几于敦庞之治不难矣。虽然，皇躬者又万几所受裁，而万化所从出也。我皇上神明大纵，睿哲性成，今春秋方富，薰陶德生，端在此时，伏乞慎先耆儒硕德。置之左右，优以保衡之任，使之从容闲，讲论道理，启沃宸衷，涵养圣德。又妙选天下英俊，陪侍法从，以备顾问，毋徒事讲幄虚文。
若夫《大学衍义》一书，叙千圣之心传，备百王之治统，伏愿皇上朝夕讲贯，证诸公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至于左右近习，必端厥选，内而深宫闲，外而大廷广众，微而起居言动，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所不备。防闲此心者，无所不周，则君志清明，君身强固，坐收礼乾行健之成功。是皇上直接二帝三五相传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于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足虑哉？此又圣谕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疏入，报闻。
康熙十一年。圣祖召讲官等至懋勤殿谕曰：“汉官中有请令言官以风闻言事者，朕思忠爱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侵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巨。”又来曰：“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熊赐履奏曰：“皇上此谕，诚千古为治之要道也。”
康熙十二年。圣祖御弘德殿，讲官讲讲华，谕进进官等曰：“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当为，近见有寸长片善，便自矜夸，是好名也。”又谕曰：“有治人无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难得。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必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然赐履奏曰：“圣谕及此，诚知人之要道也。”寻又谕讲官等曰：“从来君臣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未易多得。朕与诸臣，何可不交勉之？”
熊赐履奏曰：“为政端在得人，故用舍黜陟，人主出治人大权，最当审量者也。”圣祖曰：“知人难，用人不易，至治之道，全关于人。朕即欲不尽心不可得也。”又谕讲官等曰：“致治之道，不宜太骤，但须日积月累，久之自在成效。朕平日读方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是诸实行，不徒言耳！”又谕曰：“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错。
即有差错，自能省政。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尝一刻敢暇逸也。”熊赐履奏曰：“圣谕及此，即尧舜兢业之心也。”
康熙十六年，讲官喇沙里、陈廷敬等进讲《孟子。一暴十寒》章。圣祖曰：“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孟子所谓一暴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明快，人君诚不可不知也。”
又谕讲官曰：“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五修齐治平之道，朕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尔等仍直言无隐，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
康熙十八年。圣祖谕浙江巡抚李本晟曰：“近来兵多不能调和，尔应尽心料理，每见各省督抚料理事务，所见只在一省，不能通行，凡事应悉心区划，从天下大计起。李本晟奏曰：“目前惟兵最急，民富则国裕，民穷则饷兵无从而办。”圣祖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今不易之理也。”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朕凡裁决政务，必求致当，故于部院奏章，虽小事亦未尝不尽心详酌。近见户刑二部奏事，至为繁冗，是皆钱粮刑名所关，若丛集一时，不加详阅，恐有遗误。前此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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