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兴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骠骑府长流参军。
袁翻，字景翔，陈郡项人也。父宣，有才笔，为刘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兴中，东阳州平，随文秀入国。而大将军刘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亲，令与其府谘议参军袁济为宗。宣时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显，与济子洸、演遂各凌竞，洸等乃经公府以相排斥。
翻少以才学擅美一时。初为奉朝请。景明初，李彪在东观，翻为徐纥所荐，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参史事。及纥被徙，寻解。后迁司徒祭酒、扬烈将军、尚书殿中郎。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翻与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虎，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史高绰，前军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又诏太师、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阳王雍，中书监、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左卫将军元丽，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少卿王显等入预其事。后除豫州中正。
是时修明堂辟雍。翻议曰：
谨案明堂之义，古今诸儒论之备矣。异端竞构，莫适所归，故不复远引经传、傍采纪籍以为之证，且论意之所同，以詶诏旨耳。盖唐虞已上，事难该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谓典章之极，莫如三代；郁郁之盛，从周斯美。制礼作乐，典刑在焉；遗风余烈，垂之不朽。
案《周官考工》所记，皆记其时事，具论夏殷名制，岂其纰缪？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证。既而世衰礼坏，法度淆弛，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之法。故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疑 于今，虽有不同，时说昞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犹窃有懵焉。何者？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班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综注云：“房，室也，谓堂后有九室。”堂后九室之制，非巨异乎？裴頠又云：“汉氏作四维之个，不能令各据其辰，就使其像可图，莫能通其居用之礼，此为设虚器也。”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捐弃旧章，改物创制，故不复拘于载籍。且郑玄之诂训《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览其明堂图义，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确乎难夺，谅足以扶微阐幽，不坠周公之旧法也。伯喈损益汉制，章句繁杂，既违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晋书纪，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记其经始之制，又无坦然可准。观夫今之基址，犹或仿佛，高卑广狭，颇与《戴礼》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谓九室可明？且三雍异所，复乖卢、蔡之义，进退亡据，何用经通？晋朝亦以穿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义，皆以意妄作，兹为不典，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
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驭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而欲以支离横议，指画妄图，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缮修草创，以意良多。事移礼变，所存者无几，理苟宜革，何必仍旧？且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建立之辰，复未可知矣。既猥班访逮，辄轻率瞽言。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会经诰，无失典刑。识偏学疏，退惭谬浪。
后议选边戍事，翻议曰：
臣闻两汉警于西北，魏晋备在东南。是以镇边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实赖温良。故田叔、魏尚声高于沙漠，当阳、钜平绩流于江汉，纪籍用为美谈，今古以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风凝化远，威厉秋霜，惠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输诚，华阳即序，连城请面，比屋归仁。悬车剑阁，岂伊曩载；鼓噪金陵，复在兹日。然荆扬之牧，宜尽一时才望；梁郢之君，尤须当今秀异。
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场统戍，阶当即用。或值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财货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吴楚间伺，审此虚实，皆云粮匮兵疲，易可乘扰，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