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故能时收多士之誉，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黄龚，儒学如王郑，史才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世宗不从。
三年，鸿以父忧解任，甘露降其庐前树。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征鸿。四年，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复加中坚将军，常侍、领郎如故。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仍领郎中。其年为司徒长史。正光元年，加前将军。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临薨言鸿于肃宗。五年正月，诏鸿以本官修缉国史。孝昌初，拜给事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鸿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寻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曰：“闻卿撰定诸史，甚有条贯，便可随成者送呈，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鸿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曰：
臣闻帝王之兴也，虽诞应图录，然必有驱除，盖所以翦彼厌政，成此乐推。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业。历文景之怀柔蛮夏，世宗之奋扬威武，始得凉、朔同文，牂、越一轨。于是谈、迁感汉德之盛，痛诸史放绝，乃钤括旧书，著成《太史》，所谓缉兹人事，光彼天时之义也。
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三帝受制于奸臣，二皇晏驾于非所；五都萧条，鞠为煨烬。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穷兵锐进，以力相雄，中原无主，八十余年。遗晋僻远，势略孤微，民残兵革，靡所归控。皇魏龙潜幽代，世笃公刘，内修德政，外抗诸伪，并冀之民，怀宝之士，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虽邠岐之赴太王，讴歌之归西伯，实可同年而语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运，应天顺民，龙飞受命。太宗必世重光，业隆玄默。世祖雄才睿略，阐曜威灵，农战兼修，扫清氛秽。岁垂四纪，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长，卉服、断发之酋，莫不请朔率职，重译来庭。隐愍鸿济之泽，三乐击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欣于尧舜之世。
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伏惟高祖，以大圣应期，钦明御运，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创不世之法，开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阳继统，睿武承天。应符屈己，则道高三、五；颐神至境，则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远迈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导礼革俗之风，昭文变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鱼，穆兹寒暑。而况愚臣沐浴太和，怀音正始，而可不勉强难革之性，砥砺木石之心哉？诚知敏谢允南，才非承祚，然《国志》、《史考》之美，窃亦辄所庶几。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又臣家贫禄薄，唯任孤力，至于纸尽，书写所资，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按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
散骑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赵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闻，奉敕欣惶，庆惧兼至。今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统括大义，俯明愚臣著录微体。徒窃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无一可观，简御之日，伏深惭悸。
鸿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至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秘书郎。后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