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廉清寡欲，无犯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祗，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高祖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世宗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则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时，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嘿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
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司徒职》云：‘设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