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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盐泺远者，所得不偿道里之费。”遂命计口给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罢平、滦盐钱。沧州旧废海阜盐场，三月，州人李格请复置，诏遣使相视。有司谓：“是场兴则损沧盐之课，且食盐户仍旧，而盐货岁增，必徒多积而不能售。”遂寝其议。三月，大盐泺设盐税官。复免乌古里石垒部盐池之税。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言：“宝坻及傍县多阙食，可减盐价增粟价，而以粟易盐。”上命宰臣议，皆谓：“盐非多食之物，若减价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亏课。今岁粮以七十余万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献等六州粟百余万石继至，足以赈之，不烦易也。”遂罢。十二月，罢平州椿配盐课。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大理寺具私盐及刮咸土二法以上。宰臣谓非私盐可比，张仲愈独曰：“私盐罪重，而犯者犹众，不可纵也。”上曰：“刮硷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则渤海之人恣刮硷而食，将侵官课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硷科罪。后犯则同私盐法论。
十一月，张邦基言：“宝坻盐课，若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虑有风干折耗。”遂令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仍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谓丞相乌古论元忠等曰：“会宁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若罢盐引，添灶户，庶可易得。”元忠对曰：“已尝遣使咸平府以东规画矣。”上曰：“不须待此，宜亟为之。”通又言：“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上曰：“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还自上京，谓宰臣曰：“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 既以私治罪。夫细民徐买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因为之罢北京、辽东盐使司。二十八年，尚书省论盐事，上曰：“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盐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盐司苟图羡增，虽知其诬亦复加刑。宜令别设巡捕官，勿与盐司关涉，庶革其弊。”五月，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山东则置于潍州、招远县，沧置于深州及宁津县，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解置于澄城县，西京置于兜答馆，秩从六品，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 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煮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外者即随路府提点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