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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今钞法虽行，卿等亦宜审察 ，少有壅滞，即当以闻，勿谓已行而惮改。”汝砺对曰：“今诸处置库多在公廨内，小民出入颇难，虽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比者河北西路转运司言，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见钱十四万贯。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谓宜令州县委官及库典，于市肆要处置库支换。以出首之钱为钞本，十万户以上州府，给三万贯，以次为差，易钞者人不得过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
是月，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
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钞，可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省库换易。今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分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收大钞，俟至通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