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漕运。”从之。
咸丰元年，甘泉闸河撑堤溃塌三十馀丈，河决丰县，山东被淹，运河漫水，漕艘改由湖陂行。先是户部尚书孙瑞珍言十字河为全漕之害，若于河西改宽新河，以旧河为囊沙，于彭口作滚坝，纳浊水而漾清流，漕船无阻，可省起剥费二十万。下东河总督颜以燠议。至是以燠言：“改挖新河事无把握，无庸轻议更张。”报闻。二年，决北运河北寺庄堤，命尚书贾桢、侍郎李钧勘堵，并改次年漕粮由海道运津。自是遂以海运为常。同治而后，更以轮舶由海转运，费省而程速，虽分江北漕粮试行河运，然分者什一，藉保运道而已。五年，铜瓦厢河决，穿运而东，堤埝冲溃。时军事正棘，仅堵筑张秋以北两岸缺口。民埝残缺处，先作裹头护埽，黄流倒漾处筑坝收束，未遑他顾也。十年，决淮扬马棚湾。
同治五年，决清水潭。八年，河决兰阳，漫水下注，运河堤埝残缺更甚。自张秋以北，别无来源，历年惟借黄济运而已。九年，漕督张之万请于黄流穿运处坚筑南北两堤，酌留运口为漕船出入门户，并筑草坝，平时堵闭以免倒灌。已下所司议，之万旋改抚江苏，继任张兆栋以“既筑堤束水留口门，又筑坝堵闭，恐过水稍滞，而上游一气奔注，新筑堤闸难当冲激。设夺运北趋，则东昌、临清暨天津、河间，淹没在所必至，北路卫河亦将废坏。惟有于郓城沮河一带遏黄东流，即以保南路之运道，于张秋、八里庙等处疏运河之淤垫，即以通北上之漕行，较之筑堤束水，稍有实际”。制可。
十年，侯家林河决，直注南阳、昭阳等湖，郓城几为泽国。漕督苏凤文言：“安山以北，运河全赖汶水分流，至临清以上，始得卫水之助。今黄河横亘于中，挟汶东下，安山以北毫无来源，应于卫河入运及张秋清黄相接处，各建一闸，蓄高卫水，使之南行，俟漕船过齐，即启临清新闸，仍放卫北流，以资浮送。并于张秋淤高处挑深丈馀，安山以南亦一律挑濬，庶黄水未涨以前，运河既深，舟行自易。”江督曾国籓言：“河运处处艰阻，如峄县大泛口沙淤停积，水深不及二尺，必须挑深四五尺，并将近滩石堆划除，与河底配平，方利行驶。北则滕县郗山口入湖要道，浅而且窄，微山湖之王家楼、满家口、安家口，独山湖之利建闸，南阳湖北之新店闸、华家浅、石佛闸，南旺闸分水龙王庙北之刘老口、袁口闸，处处淤浅，或数十丈至百馀丈，须一律挑深。此未渡黄以前，阻滞之宜预为筹办者。至黄水穿运处，渐徙而南，自安山至八里庙五十五里运堤，尽被黄水冲坏，而十里铺、姜家庄、道人桥均极淤浅，宜一面疏濬，一面于缺口排钉木椿，贯以巨索，俾船过有所依傍牵挽。此渡黄时运道艰滞，宜预为筹办者。渡黄以后，自张秋至临河二百馀里，河身有高下，须开挖相等，于黄涨未落时，闭闸蓄水，以免消耗，或就平水南闸迤东筑挑坝，引黄入运。此渡黄后运道易涸，宜预为筹办者。东平运河之西有盐河，为东省盐船经行要道。若漕船由安山左近入盐河，至八里庙仍归运道，计程百馀里，较之径渡黄流，上有缺口大溜，下有乱石树舂者，难易悬殊。如行抵安山，遇黄流过猛，宜变通改道，须先勘明立标为志。此又渡黄改道，宜预为筹办者。”下河、漕督及东抚商筹。
十一年，河督乔松年请在张秋立闸，借黄济运。同知蒋作锦则议导卫济运。上询之直督李鸿章，鸿章言：“当年清口淤垫，即借黄济运之病。今张秋河宽仅数丈，若引重浊之黄以闸坝节宣用之，水势抬高，其淤倍速。至作锦导卫，原因张秋北无清水灌运，故为此议。以全淮之强，不能敌黄，尚致倒灌停淤，岂一清浅之卫，遂能御黄济运耶？其意盖袭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不知泰山之阳，水皆西流，因势利导，百八十泉之水，源旺派多，自足济运。卫水微弱，北流最顺，今必屈曲使之南行，一水两分，势多不便。若分沁入卫以助其源，沁水猛浊，一发难收，昔人已有明戒。近世治河兼言利运，遂致两难，卒无长策。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沿海数千里，洋舶骈集，为千古以来创局，正不妨借海道转输，由氵扈解津，较为便速。”疏入，诏江、安粮道漕米年约十万石仍由河运，馀仍由海运。光绪三年，东抚李元华条上运河上中下三等办法，并言量东省财力，拟用中等，将北运河一律疏通，复还旧址，并建筑北闸。时值年荒，寓赈于工，省而又省，需费三十万有奇。下所司议。
五年，有请复河运者。江督沈葆桢言：“以大势言之，前人之于河运，皆万不得已而后出此者也。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舍河运无他策。然屡经险阻，官民交困，卒以中道建仓，伺便转餽，而后疏失差少。元则专行海运，故终元世无河患。有明而后，汲汲于河运。遂不得不致力于河防。运甫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政与为转移，我朝因之。前督臣创为海运之说，漕政于穷无复之之时，藉以维持不敝。议者谓运河贯通南北，漕艘藉资转达，兼以保卫民田，意谓运道存则水利亦存，运道废则水利亦废。臣以为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欲启涵洞以溉田，官必闭涵洞以养船。迨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