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櫃。时领票止八百馀张。嗣定为三年一案，领票准加不准减。计自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逐案加增。三十年，又于湖票外更行销伊、塔之晋票。迄于宣统二年，茶务日盛。
茶之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徵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馀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即陕、甘、四川号为边引，亦不满十万金。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釐，光绪十二年，福建册报至十九万馀两，他省款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豫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馀万而已。
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二年，差御史辖五茶马司。时商人多越境私贩，番族利其值贱，趋之若鹜。兼番僧驰驿往来，夹带私茶出关，吏不能诘。户部奏言：“陕西以茶易马，明有照给金牌勘合之例。今可勿用，但定价值。至番僧所至，如官吏纵容收买私茶，听巡按御史参究。”茶马御史廖攀龙又言：“茶马旧额万一千八十八匹，崇祯三年增解二千匹，请永行蠲免。”并从之。四年，命巡视茶马满、汉御史各一，直隶河宝营地当张家口之西，明时鄂尔多斯部落曾于此交易茶马，旋封闭。至是，户部差理事官履勘，以状闻。谕仍准互市。七年，以甘肃旧例，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小引纳税三分入官，七分给商。谕嗣后各引均由部发，照大引例，以为中马之用。又旧例大引附六十篦，小引附六十七斤。定为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听商自卖。
十三年，以甘肃所中之马既足，命陈茶变价充饷。十四年，复以广宁、开成、黑水、安定、清安、万安、武安七监马蕃，命私马私茶没入变价。原留中马支用者，悉改折充饷。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七年，裁茶马御史，归甘肃巡抚管理。十九年，以军需急，加福建茶课银三百五十九两，至二十六年豁免，并除湖广新增茶税银。时四川产茶多，其用渐广，户部议增引，迄康熙末，天全土司、雅州、邛、荣经、名山、新繁、大邑、灌县并有所增。
二十四年，刑科给事中裘元佩言洮、岷诸处额茶三十馀万篦，可中马万匹。陈茶每年带销，又可中数万匹。请遣员专管。三十六年，遂差部员督理茶马事务。四十年，以陕西私茶充斥，令严查往来民人，凡携带私茶十斤以下勿问，其驮载十斤以上无官引者论罪。四十四年，以奸商恃有前例，皆分带零运，私贩转多，饬照旧缉捕，停差部员，仍归甘肃巡抚兼理。自康熙三十二年，因西宁五司所存茶篦年久浥烂，经部议准变卖。后又以兰州无马可中，将甘州旧积之茶，在五镇俸饷内，银七茶三，按成搭放。寻又定西宁等处停止易马，每新茶一篦折银四钱，陈茶折六钱，充饷。至六十一年，复增西宁、庄浪、岷州、河州茶引，各处所存旧茶，悉令变卖。
雍正三年，遂议自康熙六十一年始，五年内全徵本色，五年后即将旧茶变卖。嗣是出陈易新，总以五年为率。四年，定陕西行茶，改令产茶地方官给发船票，照商人引目茶数开明，如于部引外搭行印票，及附茶不遵定额者，照私盐律论，查验失察故纵，均加处分。八年，命陕西商运官茶，于旧例每百斤准附带十四斤外，再加耗茶十四斤。又谕：“四川茶税皆论园论树，夫树有大小，园有宽狭，岂能一致？若据以为额，未得其平。应照斤两收纳，著该抚详议。”寻议：“旧例每斤徵课二釐五毫，今但徵四丝九忽有奇，前后悬绝，应酌减其半，无论边、土、腹引，俱纳银一釐二毫五丝。”时川茶行销，引尚不敷，于是复增，各府、州、县再行给发。九年，命西宁五司复行中马法。十年，又命中马应见发茶。时安徽亦增引，照四川例，以馀引暂存司库，遇不敷时，配给行运。十三年，复停甘肃中马。始定云南茶法，以七斤为一筒，三十二筒为一引，照例收税。
乾隆元年，令甘肃官茶改徵折色，每篦输银五钱。时西宁五司陈茶充牣，令每封减价二钱，刻期变卖。二年，以江西南昌等三十二州县地不产茶，四川成都、彭、灌等县滞销，其引或停或减，并豁除课银。七年，免甘肃地震处之课，乃命西宁五司徵本色。八年，免四川天全所欠乾隆七年前之羡馀截角，成都、彭、灌等县之未完银两。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言：“西宁、河州、庄浪三司，番、民错处，惟茶是赖。迩年以粮易茶，计用茶六万五千五百馀封，易杂粮三万八千一百馀石，请著为例。”报可。十三年，定甘肃应徵茶封，每年收二成本色、八成折色，并申明水陆各路运商验引截角法，推行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二十四年，从甘肃巡抚吴达善言，命西宁五司茶封，照康熙三十七年例，搭放各营俸饷。二十五年，吴达善又言：“甘省茶课向为中马设。今其制已停，在甘、庄二司地处冲衢，西河二司附近青海，犹有销路，惟洮司偏僻，商销茶斤，历年俱改别司售卖，而交官茶封，仍归洮库，往往积至数十万封，始请疏销。应将洮司额颁茶引，改归甘、庄二司给商徵课，俟洮司库贮搭饷完日，即行裁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