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庶明亮采，故时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书》称明良之歌，《易》贵金兰之美。此长世所以废兴，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无世不对，而事千载恆背。古之兴王何道而如彼？后之衰世何阙而如此？”对曰：“兴隆之政务在得贤，清平之化急于拔才，故二八登庸，则百揆序；有乱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岩之徒，周文携渭滨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国政，故能龙奋天衢，垂勋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扬仄陋，使山无扶苏之才，野无《伐檀》之咏。是以化厚物感，神祇来应，翔凤飘飖，甘露丰坠，醴泉吐液，硃草自生，万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气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义，敦父子之亲，明夫妇之道，别长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译入贡，颂声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贡贤之途已闿，而教学之务未广，是以进竞之志恆锐，而务学之心不修。若辟四门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绩殿最，审其优劣，厝之百僚，置之群司，使调物度宜，节宣国典，必协济康哉，符契往代，明良来应，金兰复存也。”
又问：“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叹清问而时歌缉熙。奸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诛之律，淫刑沦胥，虐滥已甚。汉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险泰不同，而救世异术，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宽克之中，将何立而可？族诛之法足为永制与不？”对曰：“二仪分则兆庶生，兆庶生则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时，化道德之教，贱勇力而贵仁义。仁义贵则强不陵弱，众不暴寡。三皇结绳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缉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远狱。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狱用弥繁，而人弥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兴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诛，淫刑沦胥，感伤和气，化染后代，不能变改。故汉祖指麾而六合响应，魏承汉末，因而未革，将以俗变由久，权时之宜也。今四海一统，人思反本，渐尚简朴，则贪夫不竞；尊贤黜否，则不仁者远。尔则斟参夷之刑，除族诛之律，品物各顺其生，缉熙异世而偕也。”
又问曰：“夫五行迭代，阴阳相须，二仪所以隗育，四时所以化生。《易》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须之道也。若阴阳不调，则大数不得不否；一气偏废，则万物不得独成。此应同之至验，不偏之明证也。今有温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思闻辩之，以释不同之理。”对曰：“盖闻阴阳升降，山泽通气，初九纯卦，潜龙勿用，泉源所托，其温宜也。若夫水润下，火炎上，刚柔燥湿，自然之性，故阳动而外，阴静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为质；外动刚直，以外接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鉴，火日之光外辉，刚施柔受，阳胜阴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
又问曰：“夫穷神知化，才之尽称；备物致用，功之极目。以之为政，则黄羲之规可踵；以之革乱，则玄古之风可绍。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阔纲，夏殷繁帝者之约法，机心起而日进，淳德往而莫返。岂太朴一离，理不可振，将圣人之道稍有降杀邪？”对曰：“政因时以兴，机随物而动，故圣王究穷通之源，审始终之理，适时之宜，期于济世。皇代质朴，祸难不作，结绳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离，智惠扰物，夷险不同，否泰异数，故唐虞密皇人之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废兴有由，轻重以节，此穷神之道，知化之术，随时之宜，非有降杀也。”
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国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弃官归家，与顾荣等共诛陈敏，语在荣传。
召拜尚书郎，与荣同赴洛，在途共论《易》太极。荣曰：“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辉，八卦隐其神，天地混其体，圣人藏其身。然后廓然既变，清浊乃陈，二仪著象，阴阳交泰，万物始萌，六合闿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诚《易》之太极也。而王氏云‘太极天地’，愚谓末当。夫两仪之谓，以体为称，则是天地；以气为名，则名阴阳。今若谓太极为天地，则是天地自生，无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资始冲气以为和。原元气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为准也。”瞻曰：“昔疱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夫天清地平，两仪交泰，四时推移，日月辉其间，自然之数，虽经诸圣，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分，岂其然乎！圣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盖虚诞之说，非《易》者之意也。亦谓吾子神通体解，所不应疑。意者直谓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既极，而生两仪。王氏指向可谓近之。古人举至极以为验，谓二仪生于此，非复谓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荣遂止。至徐州，闻乱日甚，将不行。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