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臣谨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傅奏如左。
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时拨乱，博施济时，而反因循季世末节，衰微轨迹，诚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宣诏有司，悉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考其轻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无穷，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议，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不可开许。统复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经传，此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意。”帝令尚书问状，统又对，极言政刑宜改。议竟不从。及明帝即位，常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书奏决罚近于苛碎。
至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曰：“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灾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丛棘之听；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误乎庶狱。陛下即位，率由此义，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断狱者急于榜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为政也，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侨之仁政。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此时，隆先圣之务，荡涤烦苛，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广至德也。”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禁绝钻钅赞诸酷痛旧制，解祅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狱法和平。
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刑法溢于《甫刑》者，奏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说各驳异。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虽时有蠲革，而旧律繁芜，未经纂集。
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议》，表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执厥中，俾后之人永有鉴焉。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左氏》云：‘虽有姬姜，不弃憔悴；虽有丝麻，不弃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德。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献帝善之，于是旧事存焉。是时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矣。
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复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议以为：“古者敦厖，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简，一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也。纣斮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陈汤之都赖，魏尚之临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及魏国建，陈纪子群时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复之，使群申其父论。群深陈其便。时钟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