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崇尚，何也？”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谋于卿士庶人，次决于卜筮，俱协则行之。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安，迟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异之。近者，风俗近巫，此诚弊俗。圣旨所及，实辨邪源。但存而不论，弊斯息矣。”
他日延英，上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绛对曰：
臣闻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籓邸，尝莅官守，接时贤于外，知人事之艰难。临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鲠上才，动以致主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励精听纳，故当时名贤在位，左右前后，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内外宁谧。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专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剧，苟媚于上，不闻直言。嗜欲转炽，国用不足，奸臣说以兴利，武夫说以开边。天下骚动，奸盗乘隙，遂至两都覆败，四海沸腾，乘舆播迁，几至难复。盖小人启导，纵逸生骄之致也。至今兵宿两河，西疆削尽，甿户凋耗，府藏空虚，皆因天宝丧乱，以至于此。安危理乱，实系时主所行。陛下思广天聪，亲览国史，垂意精赜，鉴于化源，实天下幸甚。
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于理，已然之失，追悔诚难。古人处此，复有道否？”绛对曰：“行事过差，圣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诤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于中，臣论正于外，制理于未乱，销患于未萌。主或过举，则谏以正之，故上下同体，犹手足之于心膂，交相为用，以致康宁。此亦常理，非难遵之事。但矜得护失，常情所蔽。古人贵改过不吝，从善如流，良为此也。臣等备位，无所发明，但陛下不废刍言，则端士贤臣，必当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尽心无隐，以匡不逮。无以护失为虑也！”
其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怀谏幼弱，军中立其大将田兴，使主军事，兴卒以六州之地归命。其经始营创，皆绛之谋也。
时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绛谓同列曰：“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论谏。”或曰：“此嗜欲间事，自有谏官论列。”绛曰：“相公居常病谏官论事，此难事即推与谏官，可乎？”乃极言论奏。翌日延英，宪宗举手谓绛曰：“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过，不谕朕意，以至于此。朕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罚，其所取人，并已放归。若非卿言，朕宁知此过？”
八年，封高邑县男。绛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罢知政事，授礼部尚书。十年，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未几，入为兵部尚书。丁母忧。十四年，检校吏部尚书，出为河中观察使。河中旧为节制，皇甫镈恶绛，只以观察命之。十五年，镈得罪，绛复为兵部尚书。
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于畋游行幸，绛于延英切谏，帝不能用。绛以疾辞，复为兵部尚书。长庆元年，转吏部尚书。是岁，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二年正月，检校本官、兗州刺史、兗海节度观察待使。三年，复为东都留守。四年，就加检校司空。
宝历初，入为尚书左仆射。二年九月，昭议节度使刘悟卒，遗表请以子从谏嗣袭，将吏诣阙论请。绛密奏请速除近泽潞四面将帅一人，以充节度；令倍程赴镇，使从谏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潞州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时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从谏赂，俱请以从谏留后，不能用绛言。
绛以直道进退，闻望倾于一时。然刚肠嫉恶，贤不肖太分，以此为非正之徒所忌。又尝与御史中丞王播相遇于道，播不为之避；绛奏论事体，敕命两省详议，咸以绛论奏是。李逢吉佑播恶绛，乃罢绛仆射，改授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文宗即位，征为太常卿。二年，检校司空，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三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绛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蛮军已退，所募皆还。兴元兵额素定，募卒悉令罢归。四年二月十日，绛晨兴视事，召募卒，以诏旨喻而遣之，仍给以廪麦，皆怏怏而退。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绛不奉己，乃因募卒赏薄，众辞之际，以言激之，欲其为乱，以逞私憾。募卒因监军之言，怒气益甚，乃噪聚趋府，劫库兵以入使衙。绛方与宾僚会宴，不及设备。闻乱北走登陴，衙将王景延力战以御之。兵折矢穷，景延死。绛乃为乱兵所害，时年六十七。
绛初登陴，左右请绛缒城，可以避免，绛不从。乃并从事赵存约、薛齐俱死焉。
文宗闻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时称令德，入参庙算，出总师干。方当宠任之臣，横罹不幸之酷。殄瘁兴叹，搢绅所同。故山南西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兴元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