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纪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贤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事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失刊削之例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此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绩。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窃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次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则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诋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阁之中，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许之。
至忠惜其才，不许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何地！”
时知几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知几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推汉氏为陆终苗裔，非尧之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初，知几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为名，以绍司徒旧邑；后以修《则天实录》功，果封居巢县子。又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
景云中，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依旧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时玄宗在东宫，知几以名音类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尘皆乘马著衣冠。子玄进议曰：
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騑服。魏、晋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斯则鞍马之设，行于军旅；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按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又颜延之罢官后，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代称其放诞。此则专车凭轼，可擐朝衣；单马御鞍，宜从亵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验也。
自皇家抚运，沿革随时。至如陵庙巡谒，王公册命，则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用鞍马而已。臣伏见比者銮舆出幸，法驾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车而行，今乘车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谓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带，革履高冠，本非马上所施，自是车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镫，跣以乘鞍，非唯不师古道，亦自取惊今俗。求诸折中，进退无可。且长裾广袖，礻詹如翼如，鸣珮行组，锵锵奕奕，驰骤于风尘之内，出入于旌棨之间，倘马有惊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