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为要？”德棻对曰：“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高宗曰：“政道莫尚于无为也。”又问曰：“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德棻对曰：“《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于妹喜、妲己，诛戮谏者，造砲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悦，既罢，各赐以缯彩。四年，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寻又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龙朔二年，表请致仕，许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谥曰宪。德棻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
自武德已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时所称。
邓世隆者，相州人也。大业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阳，引世隆为宾客，大见亲遇。及太宗攻洛阳，遣书谕太，世隆为复书，言辞不逊。洛阳平后，世隆惧罪，变姓名，自号隐玄先生，窜于白鹿山。贞观初，征授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顗、庾安礼、敬播等俱为修史学士。世隆负宿罪，犹不自安。太宗闻之，遣房玄龄谕之曰：“尔为王太作书，诚合重罪，但各为其主，于朕岂有恶哉？朕今为天子，何能追责匹夫之过？尔宜坦然，勿怀危惧也。”擢授著作佐郎，历卫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数年之后，道致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贞观十三年，世隆上疏请编录御集，太宗竟不许之。世隆又采隋代旧事，撰为《东都记》三十卷。迁著作郎。寻卒。
顾胤者，苏州吴人也。祖越，陈给事黄门侍郎。父览，隋秘书学士。胤，永徽中历迁起居郎，兼修国史。撰《太宗实录》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馆学士。以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加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赐帛五百段。龙朔三年，迁司文郎中。寻卒。胤又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行于代。子琮，长安中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李延寿者，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预撰《晋书》，寻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延寿尝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历迁符玺郎，兼修国史，寻卒。调露中，高宗尝观其所撰《政典》，叹美久之，令藏于秘阁，赐其家帛五十段。延寿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颇行于代。
李仁实，魏州顿丘人。官至左史。尝著《格论》三卷、《通历》八卷、《戎州记》，并行于时。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也。祖硕，后魏南台丞。父安，齐青州法曹参军。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家，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少年，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由是获免。补太学助教。属隋乱，避地于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太宗尝问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对。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岁余，迁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书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庶人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谏，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十四年，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颂》，手诏褒美。后承乾不循法度，颖达每犯颜进谏。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曰：“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颖达对曰：“蒙国厚恩，死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