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为太祖。继太祖已下六庙，则以亲尽迭毁。而太祖之庙，虽百代不迁。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则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汉氏崛起丰沛，丰公太公，皆无位无功，不可以为祖宗，故汉以高皇帝为太祖，其先细微也。非足为后代法。
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王业，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为有天下之号，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迁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犹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创业，当跻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尊汉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业，同丰公太公之不祀，反古违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庙号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礼也。若配天之位既异，则太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尊祖报本之道，其坠于地乎！汉制，擅议宗庙，以大不敬论。今武德、贞观宪章未改，国家方将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间，恐非所宜。臣谨稽礼文，参诸往制，请仍旧典。
竟依归崇敬等议，以太祖配享天地。
广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礼仪使杜鸿渐奏：“郊、太庙，大礼，其祝文自今已后，请依唐礼，板上墨书。其玉简金字者，一切停废。如允臣所奏，望编为常式。”敕曰：“宜行用竹简。”
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亲祀南郊。有司进图，敕付礼官详酌。博士柳冕奏曰：“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此皆方士谬妄之说，非礼典之文，请一准《开元礼》。”从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诏：“郊礼之议，本于至诚。制礼定名，合从事实，使名实相副，则尊卑有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济烝人，礼著明祀。论善计功，则朕德不类，统天御极，朕位攸同。而于祝文称臣以祭，既无益于诚敬，徒有渎于等威。前京兆府司录参军高佩上疏陈请，其理精详。朕重变旧仪，访于卿士，申明大义，是用释然。宜从改正，以敦至礼。自今已后，祀五方配帝祝文，并不须称臣。其余礼数如旧。”
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上问礼官：“亚献、终献合受誓诫否？”吏部郎中柳冕曰：“准《开元礼》，献官前七日于内受誓诫。辞云：‘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今以皇太子为亚献，请改旧辞，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从之。
十五年四月，术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于四季月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归崇敬曰：“准礼，立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立秋后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祭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土生于火，用事于木，而祭于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合于典礼。彭祖凭候纬之说，据阴阳之书，事涉不经，恐难行用。”乃寝。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将有事于南郊。穆宗问礼官：“南郊卜日否？”礼院奏：“伏准礼令，祠祭皆卜。自天宝已后，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飨太庙，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并不卜日。”从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礼毕，有司不设御榻，上立受群臣庆贺。及御楼仗退，百僚复不于楼前贺，乃受贺于兴庆宫。二者阙礼，有司之过也。
志第二 礼仪二
隋文帝开皇中，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造明堂木样以献。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炀帝时 ，恺复献明堂木样并议状，属迁都兴役，事又不就。终于隋代，季秋大享，恆在雩坛设祀。
高祖受禅，不遑创仪。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贞观五年，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上言曰：“臣伏寻前敕 ，依礼部尚书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以为‘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又寻后敕云：‘为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皆名基上曰堂，楼上曰观，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楼、明观，其义一也。又明堂法天，圣王示俭，或有翦蒿为柱，葺茅作盖。虽复古今异制，不可恆然，犹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飐秸，器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古之文，实堪疑虑。按《郊祀志》：汉武明堂之制，四面无壁，上覆以茅。祭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无四壁，未审伯庄以何知上层祭神，下有五室？且汉武所为，多用方士之说，违经背正，不可师祖。又卢宽等议云：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是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往则劳勚圣躬。侍卫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以求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