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配五人帝。
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礼官等奏议曰：
臣等谨寻方册，历考前规，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预入有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示安。伏见永徽二年七月，诏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纵圣德，追奉太宗，已遵严配。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率意定仪，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深乖明诏之意，又与先典不同。
谨案《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诏意，义在于斯。今所司行令殊为失旨。又寻汉、魏、晋、宋历代礼仪，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祀，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孝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类，是谓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
又案《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岂有生来受职，殁同配之，降尊敌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传》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谓祖、宗合祀于明堂也。
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南齐萧氏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经，未足援据。又检武德时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贞观初缘情革礼，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迁世祖专配感帝。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取法宗庙，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建绝代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德迈发生，道符立极。又世祖元皇帝潜鳞韫庆，屈道事周，导浚发之灵源，肇光宅之垂裕。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昔者炎汉高帝，当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请遵故实，奉祀高祖于圆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渎，拯率土之涂炭，协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请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迁庙；两圣功大，各得配天。远协《孝经》，近申诏意。
二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又奏议：
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议，圆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谨按郑玄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天，皆谓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下帝为北辰星曜魄宝。又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严父配天，皆为太微五帝。考其所说，舛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丽于天，百谷草木丽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诗传》云：“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又检太史《圆丘图》，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与郑义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北辰自在第二等，与北斗并列，为星官内座之首，不同郑玄据纬书所说。此乃羲和所掌，观象制图，推步有征，相沿不谬。
又按《史记天官书》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为天王之象，岂是天乎！《周礼》云：“兆五帝于四郊。”又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惟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经》惟云“郊祀后稷”，无别祀圆丘之文。王肃等以为郊即圆丘，圆丘即郊，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符合经典，其义甚明。而今从郑说，分为两祭，圆丘之外，别有南郊，违弃正经，理深未允。且检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载圆丘。式文既遵王肃，祠令仍行郑义，令、式相乖，理宜改革。
又《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为但祭星官，反违明义。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谷于上帝。”《左传》亦云：“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然则启蛰郊天，自以祈谷，谓为感帝之祭，事甚不经。今请宪章姬、孔，考取王、郑，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其方丘祭地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