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不若重华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为上圣之龟鉴，何足以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称“哲王之理，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终始不懈而已。臣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终也。 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则可以执契而居简，无为而不宰，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环之弊，而为百伪滋炽之渐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谓“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罢黜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者，实以陛下忧劳之至也。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今陛下不以国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计耶？或万机之勤，而圣虑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忧而不忧者乎？臣以为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
夫帝业既艰难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绩，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余载矣。其间明圣相因，忧乱继作，未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绍兴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则颠覆大器，宗庙之耻，万古为恨！
臣谨按《春秋》，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尽者，臣得为陛下备而论之。夫继故必书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终必书所终之地，所以正其终也。故为君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
臣又按《春秋》“阍弑吴子余祭”，不书其君。《春秋》讥其疏远贤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念《春秋》继故之诫。将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而履正道；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此宫闱之所以将变也！
臣谨按《春秋》，鲁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储未建，郊祀未脩，将相之职不归，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将危也！
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而此书者，重其专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
臣谨按《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书其归者，以其能逐君侧恶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籓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又樊哙排闼而雪涕，爰盎当车以抗词，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
臣谨按《春秋》，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以及戕贼之祸，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敢尽言。《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杀身”、“害成”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为陛下言之，虑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婴其祸。适足以钳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是以欲尽其言，则起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故徘徊郁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耳。陛下何不以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时贤相与旧德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凌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终任贤之效，无旰食之忧矣！
臣前所谓“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者。臣闻尧、舜之为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贰其业，不侵其职。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贤。元凯在下，虽微必举；四凶在朝，虽强必诛。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汉之元、成，咸欲措国如唐、虞，致身如尧、舜，而终败亡者，以其不见安危之机，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辩奸人，不亲忠良，不远谗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