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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新唐书-宋-宋祁-第244页
复顾侍臣曰：“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今公等不知人，朕又不能遍识，日月其逝，而人远矣。吾将使人自举，可乎？”而魏徵以为长浇竞，又止。
初，铨法简而任重。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护、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后李敬玄为少常伯，委事于员外郎张仁祎，仁祎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它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然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而吏求货贿，出入升降。至武后时，天官侍郎魏玄同深嫉之，因请复古辟署之法，不报。
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而其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长安二年，举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凡百余人。明年，引见风俗使，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之起，自此始。时李峤为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余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厘务，至与正官争事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神龙二年，峤复为中书令，始悔之，乃停员外官厘务。
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听事以居，当时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愔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韦氏败，始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悉奏罢斜封官，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初，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几，璟、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于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
玄宗即位，厉精为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为斥逐，非少重其选不可。”又曰：“古者或遥闻辟召，或一见任之，是以士脩名行，而流品不杂。今吏部始造簿书，以备遗忘，而反求精于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于是下诏择京官有善政者补刺史，岁十月，按察使校殿最，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户部长官总核之，以为升降。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殿，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其后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乃以礼部尚书苏颋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兢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颋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参，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遂复以三铨还有司。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材之方，奏罢之。乃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及远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随材甄擢之。”
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于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文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门下过官、三铨注官之制皆废，侍郎主试判而已。
肃、代以后兵兴，天下多故，官员益滥，而铨法无可道者。至德宗时，试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极言其敝曰：
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而今选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非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按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于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