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族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宫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率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神，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况《大司乐》前云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蔟、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共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颍达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丈，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易》《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园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 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日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著太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神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产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日祭地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决，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橦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考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胃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天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