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按献公十五年戊寅岁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授时历》甲寅，《统天历》得乙卯，后天一日；至僖公五年丙寅岁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时》、《统天》皆得辛亥。与天合；下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岁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时》、《统天》皆得戊子，并先一日，若曲变其法以从之，则献、情皆不合矣。可知《春秋》所书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验。一也。《大衍历》考古冬至，谓刘宋元嘉十三年丙子岁十一月甲戌日南至，《大衍》与《皇极》、《麟德》三历皆得癸酉，各先一日，乃日度失行，非三历之差。今以《授时历》考之，亦得癸酉。二也。大明五年辛丑岁十一月乙酉冬至，诸历皆得甲申，殆办日度之差。三也。陈太建四年壬辰岁十一月丁卯景长，《大衍》、《授时》皆得丙寅，是先一日；太建九年丁酉岁十一月壬辰景长，《大衍》、《授时》皆得癸巳，是后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后，若合于壬辰，则差于丁酉，合于丁酉，则差于壬辰，亦日度失行之验。五也。隋开皇十一年辛亥岁十一月丙午景长，《大衍》、《统天》、《授时》皆得丙午，与天合；至开皇十四年甲寅岁十一月辛酉冬至，而《大衍》、《统天》、《授时》皆得壬戌，若合于辛亥。则失于甲寅，合于甲寅，则失于辛亥，其开皇十四年甲寅岁冬至，亦日度失行。六也。唐贞观十八年甲辰岁十一月乙酉景长，诸历得甲申，贞观二十三年己酉岁十一月辛亥景长。诸历皆得庚戌，《大衍历议》以永淳、开元冬至推之，知前二冬至乃史官依时历以书，非候景所得，所以不合，今以《授时历》考之亦然。八也。自前宋以来，测景验气者凡十七事，其景德丁未岁戊辰日南至，《统天》、《授时》皆得丁卯，是先一日；嘉泰癸亥岁甲戌日南至，《统天》、《授时》皆得乙亥，是后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后，若曲变其数以从景德，则其余十六事多后天，从嘉泰，则其余十六事多先天，亦日度失行之验。十也。
前十事首《授时历》所不合，以此理推之，非不合矣，盖类其同则知其中，辨其异则知其变。今于冬至略其日废失行及史官依时历书之者凡十事，则《授时历》三十九事皆中，《统天历》与今历不合者仅有献公一事，《大衍历》推献公冬至后天二日，《大明》后天三日，《授时历》与天合。下推至元庚辰冬至，《大衍》后天八十一刻，《大明》后天十九刻，《统天历》先天一刻，《授时历》与天合。以前代诸历校之，《授时》为密，庶几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云。按《授时历议》信僧一行日度失行之说，最为后人所非。其列十验，宋景德丁未岁戊辰、嘉泰癸亥岁甲戌二至，皆史误。唐贞观甲辰岁乙酉、己酉岁辛亥二至，非术误。即史误。隋开皇甲文岁辛酉日冬至、陈丁酉岁壬辰日冬至，皆术误。宋大明辛丑岁乙酉日冬至，祖冲之详记测景，推冬至乙酉日夜半后三十三刻七分，当时推算稍为后天；而《大衍》以下至《授时》则皆为先天。宋元嘉丙子岁甲戌日冬至，推是年平冬至一十日十五小时三十三分五十六秒，甲戌日申初二刻四分，如均减时，不能过十五时，是亦定冬至亦在甲戌日，《授时》推前一日，癸酉，与《大衍》以下同，不能与天密合。鲁昭公己卯岁己丑日冬至，是年上距僖公五年丙寅一百三十三年，平冬至二十八日十五小时一十一分二十六秒，壬辰日申初刻十一分，约计加均及小轮，不过辛卯日、卯辰之间，不能减至己丑。以是知《春秋》时步天率先天二三日。《授时》则又先己丑日，失之远矣。僖公丙寅岁辛亥日，按至元辛巳前四年丁丑高冲与冬至同度，上距僖公五年丙戌一千九百三十一年，约四百行七度，则此至高冲在冬至前一宫三度四十八分，于今法当加均一度八分，变时一日三小时三十六分，减平冬至犹是甲寅日卯时，再约计是时小输，并径加大其加均，或能至一度二三十分之间，变时一日十余小时以减平冬至，则定冬至亦止癸丑日、亥子之间，不能减至辛亥。则是时所推冬至先天两三日矣。献公戊交岁甲交日冬至，乃刘歆以四分术逆推，非有实测，不足为据。郭守敬于十事中，以八事为日行失度，其说诚失之诬。或者出于李谦等之增益，未可知也。
古今历参校疏密
《授时历》与古历相校，疏密自见，益上能合于数百载之前，则下可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说。古称善治历者，若宋何承天，隋刘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为杰出。今以其历与至元庚辰冬至气应相校，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历上推往古，无不吻合，则其疏密从可知已。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壬午岁十一月乙巳日十一刻冬至，距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八百三十八年。其年十一月，气应己未六刻冬至，《元嘉历》推之，得辛酉，后《授时》二日，《授时》上考元嘉壬午岁冬至，得乙巳，与元嘉合。
隋大业三年丁卯岁十一月庚午日五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六百七十三年。《皇极历》推之，得庚申冬至，后《授时》一日；《授时》上考大业丁卯岁冬至，得庚午，与《皇极》合。
唐武德元年戊寅岁十一月戊辰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六百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