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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礼经》,非有差降。请以来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从之。
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丧未除。是岁当郊,帝以为疑,以问讲读官王珪、司马光、王安石,皆对以不当废。珪又谓:「'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传》谓:'不敢以卑废尊也。'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太后之丧,即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庙,而合祀天地于圜丘。请冬至行郊庙之礼,其服冕、车辂、仪物、音乐缘神事者皆不可废。」诏用景德故事,惟郊庙及景灵宫礼神用乐,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警场止鸣金钲、鼓角,仍罢诸军呈阅骑队。
故事,斋宿必御楼警严,幸后苑观花,作水戏,至是悉罢之。有司言:「故事,当谒谢于祖宗神御殿,献享月吉礼,以礼官摄。」诏遣辅臣仍罢诣佛寺。是后国有故,皆遣辅臣。
  高宗绍兴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来,三岁之祀,独于明堂,而郊天之礼未举,来岁乞行大礼。」诏建圜坛于临安府行宫东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
孝宗隆兴二年,诏曰:「联恭览国史,太祖乾德诏书有云:'务从省约,无至劳烦。'仰见事天之诚,爱民之仁,所以垂万世之统者在是。今岁郊见,可令有司,除礼物、军赏,其余并从省约。。初降诏以十一月行事,以冬至适在晦日,以至道典故,改用献岁上辛,遂改来年元为乾道。乃以正月一日有事南郊,礼成,进胙于德寿宫,以牛腥体肩三、臂上臑二。导驾官自端诚殿簪花从驾至德寿宫上寿,饮福称贺,陈设仪注,并同上寿礼。皇帝致词曰:「皇帝臣某言:享帝合宫,受天纯嘏,臣某与百僚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
」自后郊祀、明堂进胙饮福,并如上仪。
光宗绍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礼于望祭殿。帝遂感疾。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权工部尚书赵汝暨等奏:「今岁大礼,正在先帝大祥之后,臣等窃惟帝王受命,郊见天地,不可缓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为计。况今适在当郊之岁,既逾大祥之期,圜丘之祀,岂容不举?」于是降礼,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谒南郊,适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阴交蚀。」遂改来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礼,太常寺言:「皇帝既已从吉,请依仪用乐。
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献景灵宫,三十日朝享太庙,尚在禫制之内,所有迎神、奠币、酌献、送神作乐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乐,备而不作。」
志第五十三礼三(吉礼三)
  ○北郊祈谷五方帝感生帝
北郊。宋初,方丘在宫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别为坛于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来,迭奉四祖崇配二坛。太平兴国以后,但以宣祖、太祖更配。真宗乃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皇祐初,礼官言:「皇地祇坛四角再成,面广四丈九尺,东西四丈六尺。上成高四尺五寸,下成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广三尺五寸,卑陋不应典礼。请如唐制增广之。」五年,诸坛皆改。嘉祐配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庆历用犊、羊、豕各一。既而谏官司马光奏:「大行请谥于南郊,而皇地祇止于望告,失尊卑之序。
」下礼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请差官诣北郊行事。其神州之坛,方三丈一尺,皇祐增高三尺,广四十八步,内壝四面以青绳代之。仍遣内臣降香,有司摄事如仪。
神宗元丰元年二月,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古者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其牲币礼乐亦皆不同,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之以其类也。由汉以来,乃有夫妇共牢,合祭天地之说,殆非所谓求神以类之意。本朝亲祀上帝,即设皇地祇位,稽之典礼,有所未合。」遂诏详定更改以闻。于是陈襄、王存、李清臣、张璪、黄履、陆佃、何洵直、杨完等议,或以当郊之岁,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遍;或于圜丘之旁,别营方丘而望祭;
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亲祭,改用十月;或欲亲郊圜丘之岁,夏至日遣上公摄事于方丘,议久未决。
三年,翰林学士张璪言:「先王顺阴阳之义,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万世不可易之理。议者乃欲改用他月,无所据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岁,于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虽未能皆当于礼,庶几先王之遗意犹存焉。」于是礼官请如璪议,设宫架乐、文武二舞,改制乐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犊及捧俎分献官,广坛壝斋宫,修仪注上之。
既而曾肇言:「今冬至若罢合祭,则夏至又以有司摄事,则不复有亲祭地祇之时,于父天母地之义若有隆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