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且水磨兴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钱，国计何阙？而小人浅陋，妄有靳惜，伤民辱国，不以为愧。况今水患近在国门，而恬不为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减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废罢官磨，任民磨茶。」
三月，辙又乞「令汴口以东州县，各具水匮所占顷亩，每岁有无除放二税，仍具水匮可与不可废罢，如决不可废，当如何给还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辙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监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县水匮，元浸压者几何，见今积水所占几何，退出顷亩几何。凡退出之地，皆还本主。水占者，以官地还之；无田可还，即给元直。圣恩深厚，弃利与民，所存甚远。然臣闻水所占地，至今无可对还，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匮，为雨水浸淫，未得耕凿。
知郑州岑象求近奏称：'自宋用臣兴置水匮以来，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废漕运。'乞尽废水匮，以便失业之民。」十月，遂罢水匮。
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焘言：
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此，流入于河。后欲导以趋汴渠，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盗河以助洛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
从来上下习为欺罔，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不为虑。而不知新沙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烂熳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是甘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万一之患，亦已误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终除其害哉。
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养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倾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解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船，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之臣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
又言：
臣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导洛而后，频年屡决，虽洛口窃取其水，率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犹幸流势卧北，故溃溢北出。自去岁以来，稍稍卧南，此其可忧，而洛口之作，理须早计。窃以开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辟百余步，即可以通水三分，即永为京师之福，又减河北屡决之害；兼水势既已牵动，在于回河尤为顺便，非独孙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复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诏大臣与本监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势，具图以闻。
不报。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诏导河水入汴。
绍圣元年，帝亲政，复召宋用臣赴阙。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壬寅，帝语辅臣：「埽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明日，乃诏都水监丞冯忱之相度筑栏水签堤。丁巳，帝谕执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广武埽坏，河、洛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须图久计。」丙寅，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洛河之南，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
自巩县东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导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诏安持等再按视之。
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祐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余，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诏宋用臣、陈祐甫覆按以闻。
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岁计，皆藉东南漕运。今年上供物，至者十无二三，而汴口已闭。臣责问提举汴河堤岸司杨琰，乃称自元丰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间，未尝塞也。」诏依元丰条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丰间，四月导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有冻，即督沿河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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