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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书-梁-沈约-第146页
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御史中丞何承天论浑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圆，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旸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之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耀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燋竭，百川归注，足于补复，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径天之数，蕃说近之。”
太中大夫徐爰曰：“浑仪之制，未详厥始。王蕃言：‘《虞书》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今浑天仪日月五星是也。郑玄说：“动运为机，持正为衡，皆以玉为之。视其行度，观受禅是非也。”浑仪，羲和氏之旧器，历代相传，谓之机衡，其所由来，有原统矣。而斯器设在候台，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穿凿之徒，不解机衡之意，见有七政之言，因以为北斗七星，构造虚文，托之谶纬，史迁、班固，犹尚惑之。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改正其说，圣人复出，不易斯言矣。’蕃之所云如此。夫候审七曜，当以运行为体，设器拟象，焉得定其盈缩，推斯而言，未为通论。设使唐、虞之世，已有浑仪，涉历三代，以为定准，后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仪，纷然莫辩，至扬雄方难盖通浑。张衡为太史令，乃铸铜制范。衡传云：‘其作浑天仪，考步阴阳，最为详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仪矣。蕃又云：‘浑天遭秦之乱，师徒丧绝，而失其文，惟浑天仪尚在候台。’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载今仪所造，以纬书为穿凿，郑玄为博实，偏信无据，未可承用。夫璇玉，贵美之名；机衡，详细之目。所以先儒以为北斗七星，天纲运转，圣人仰观俯察，以审时变焉。”
史臣案：设器象，定其恆度，合之则吉，失之则凶，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浑文废绝，故有宣、盖之论，其术并疏，故后人莫述。扬雄《法言》云：“或人问浑天于雄。雄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违也’。”若问天形定体，浑仪疏密，则雄应以浑仪答之，而举此三人以对者，则知此三人制造浑仪，以图晷纬。问者盖浑仪之疏密，非问浑仪之浅深也。以此而推，则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矣。将由丧乱亡失，故衡复铸之乎？王蕃又记古浑仪尺度并张衡改制之文，则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浑仪，传至魏、晋，中华覆败，沈没戎虏；绩、蕃旧器，亦不复存。晋安帝义熙十四年，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
文帝元嘉十三年，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立黄赤二道，南北二极规二十八宿，北斗极星，五分为一度，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转仪，昏明中星，与天相应。十七年，又作小浑天，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为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宫，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黄道。
盖天之术，云出周公旦访之殷商，盖假托之说也。其书号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数也。其术云：“天如覆盖，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隤，日月随天转运，隐地之高，以为昼夜也。天地相去凡八万里，天地之中，高于外衡六万里；地上之高，高于天之外衡二万里也。”或问盖天于扬雄。扬雄曰：“盖哉！盖哉！”难其八事。郑玄又难其二事。为盖天之学者，不能通也。刘向《五纪》说，《夏历》以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迟。故日与列宿昏俱入西方；后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东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迟于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见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见东方；将晦，日未出，乃见东方。以此明月行之迟于日，而皆西行也。向难之以《鸿范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朓，疾也。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侧匿，迟不敢进也。星辰西行，史官谓之逆行。”此三说，《夏历》皆违之，迹其意，好异者之所作也。
晋成帝咸康中，会稽虞喜造《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地有居静之体，天有常安之形。论其大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喜族祖河间太守耸又立《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当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气之上。”而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曰：“尝览《汉书》云：冬至日在牵牛，去极远；夏至日在东井，去极近。欲以推日之长短，信以太极处二十八宿之中央，虽有远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说，以为“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而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炎热也。极之立时，日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浅，故昼短也。然则天行寒依于浑，夏依于盖也。”按此说应作“轩昂”之“轩”，而作“昕”，所未详也。凡三说，皆好异之谈，失之远矣。凡天文经星，常宿中外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