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间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按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是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书召诰》：‘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义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则曰，举社以明稷。何独不可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周礼》封人‘掌设社纮’。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稷则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设纮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议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从何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问，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旧，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载，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来造。”《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庙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吴时宫东门雩门，疑吴社亦在宫东，与其庙同所也。宋仍旧，无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亲耕籍，此则先农无废享也。其礼无异闻，宜从汉仪。执事告祠以太牢。晋武、哀帝并欲籍田而不遂，仪注亦阙略。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亲耕，乃立先农坛于籍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车驾未到，司空、大司农率太祝令及众执事质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毕，班余胙于奉祠者。旧典先农又常列于郊祭云。
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灒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晋武帝太康九年，杨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东南帷宫之外，去帷宫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毕，彻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瘗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礼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礼也。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长安，遣使者以璧币礼华山，礼也。晋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省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逮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记，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礼，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旧台选百石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已复堕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阙，礼俗颓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滋繁。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修旧典。岳渎之域，风教所被，来苏之人，咸蒙德泽，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其五岳、四渎宜遵修之处，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妖孽，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渎。”不见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诏奠祭霍山，未审应奉使何官？用何牲馔？进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议：“修祀川岳，道光列代；差秩珪璋，义昭联册。但业旷中叶，仪漏典文。寻姬典事继宗伯，汉载持节侍祠，血祭埋沉，经垂明范，酒脯牢具，悉有详例。又名山著珪币之异，大冢有尝禾之加。山海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