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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永乐大典残卷-明-解缙-第535页
国之本未，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常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募绝世之隽功。天子早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严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椿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垂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大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佑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泰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雠，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雠，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事，圣断栽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木台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太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几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抗邓艾、羊，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