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汤，非称汤也。仲虺既历陈桀之罪如此，汤之德如此，则伐桀之举乃当然尔，何惭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汤之心也。然又恐成汤闻仲虺之言，意谓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则将有不戢自焚之祸，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乱，侮人者必自亡。’在汤亦不可不戒也。后世如秦之并吞六国，可谓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复失，岂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乱，侮人者反亡与？如此可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赞殷有三仁，虚斋蔡氏乃曰：“使以汤武或孔子处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终于囚死，当废纣而立微子。”虚斋盖本《孟子》“贵戚之卿，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立论，不知废兴存亡，关于天命，岂人谋之所能及？况纣又才智过人，威权自揽，实有难于措手者，与霍光之行于昌邑者，时势异矣。朱子所谓“委任权力之不同”者是也。虚斋殊欠审度。
孟子至梁时，梁尚未称王，列国称王者亦尚少，至徐州之会，而后称王者众耳。篇首《孟子见梁惠王》之“王”字，与“王必曰利”等“王”字，皆记者改称之词。夫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纵使诸侯已称王，孟子犹不予其僭，岂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称之哉？其为大贤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颠持危者，有死无二天之制也。若坐视宗社之危亡缄默而去，岂人臣之善哉？孟子于百里奚之不谏，去虞入秦之事而贤智之，是为人臣怀二心者立赤帜也，其意何居？尝考之《春秋》矣，僖公六年春，书晋人执虞公。胡氏曰：“晋人执之者犹众，执独夫耳。书灭夏阳于前，纪执虞公于后，以见弃义趋利、黩货无厌之能亡国败家，审矣。”胡氏发明《春秋》书法如此，孟子愿学孔子也。《春秋》既绝其君，孟子安得不恕其臣？均一独夫也，汤武之放伐尚得为应天顺人，百里奚之不谏将不得为贤智乎？圣贤垂世之旨，政未可草草窥测。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陈亢既在圣门，何待伯鱼告之而后得闻耶？盖亢实子贡弟子，何以知之？观其问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则为子贡门人无疑。《家语》列于弟子中，而史却无，史公必自有据。
太史公言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恒作乱，夷其族，孔子耻之。苏子由力辨其诬，以为田恒之乱，本与阚止争政，阚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杀阚止，而宰我适与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昼寝短丧之过，遂蒙恶名于千载，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笑者。政和间有举子治《周礼》，堂试以《禁宵行》为题，此生答义，引“宰予昼寝，得罪夫子”为言。主者乃问之，答曰：“昼非寝时也。今宰予正寝而熟。寝，其意必待夜间出来胡行乱走耳。”因语友人言宰我固在十哲之科，只因白日而竟华胥，致使后世信为叛逆，疑为奸盗。睡魔之害竟如此。
予家有刘原父《七经小传》解“昼寝”云：学者多疑宰我之过轻而仲尼贬之重，此勿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昼居于内，昼居于内则问其疾，所以异男女之节，厉人伦也。如使宰予废法纵欲，昼居于内所，谓乱男女之节，俾昼作夜，《大雅》之刺幽厉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贬之？然则“寝”当读“内寝”之“寝”，而说者误为“眠寝”之“寝”。窃意朽木粪土之词，正因其怠惰而致责，若以为非“眠寝”之“寝”，则引类为不伦矣。宰我此一端，既已致胡行乱走之疑，又复来纵淫之诋，不意擅言语者而忽招□业如许，予又安可少子由之辨？
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而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曾躬试之事而误后学，其害尤甚于不忠、不信也。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汉疏云：“犬司夜，马服劳，皆能养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则何以别于犬马？”近代袁□云：“古者养亲有六珍之礼，下三珍犬、豕、鸡，以犬为重；上三珍马、牛、羊，以马为重。犬马皆所以养亲也。”二说俱较《集注》为优，而汉疏于语气尤惬。
“谅阴”二字，朱子曰：“未详。”按：谅，信也；阴，默也。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古注之说如此。
《先进》章“如用之”，即所谓“如有用我者”。盖夫子得时行道，必以先进化导天下，不忘移风易俗之怀也。注中乃云“用礼乐”，似当详审。
“子不语怪力乱神”。汉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乱神也。”又云“力之怪者异类也，神之乱者邪魅也，所以不语。”
庄暴见语好乐，未有以对，而问于孟子。盖所语者既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义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暴在战国未尝著名，而事君不苟于以此，益叹古人之难及。
孟子论贵戚、异姓之卿，亦只言大概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于桐，皆不论贵戚异姓也。
《记》称孟子长于诗书。其读诗也，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其读书也，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其所以长耳。
汉末之文，惟《出师》二表忠义愤盈，洵足以继伊尹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