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杰出，即先后阁臣亦当推让之矣。所谓以至圣之主获至贤之佐，其不易为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长死，才若解大绅亦死，然则吾夫子“为君难，为臣不易”之语，遂成真难而真不易耶？
《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处艮山之高，当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为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宽裕以成之，致蛊奚疑哉！若我二祖，乃万世大有作为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万世不谄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萧韶奏而凤凰鸣也，奚谓而卒不相入也？
盖观于《蛊》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为事，是蛊也，为子者反谓其志可则，而切切焉用誉以巽入之。故夫子又于六五之象复提掇而申明之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夫为人子者既能用誉以承父之德，则父子之情大通无间，因而照旧干理，使百执事各司其事，先甲后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为父者喜其子之以我为有德也，自然与子同心，而无阻隔不通之情；为子者乐其父之能自优游舒泰也，自然于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蛊坏不治之事！正所谓“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为父过耶！若必以不事事为父过，则人亦何贵于有子；若以不事王侯之事为父德，则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蛊事之不治！故曰“《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则治而不蛊矣。
夫上不事事，子犹以为德而将顺之，况勤于有事，若我太祖皇帝之为君，可日夜求过，进无益之《庖西万言》以事抵触，若解大绅等耶！吾以为当此之时，正所谓“五帝神圣，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从容其间，以需顾问，纵有所陈，直推尊而表扬之，曰：“是唯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谏之美名，而欲以忧危其主也。何也？履虎尾者，必使不至于A人而后亨，而世实未有履虎而不A者。或者大绅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后乎？此实背《尚书》、《大易》之训，虽死何辞也！缙于高皇仅免一A，至文皇终不得脱矣。
夫大绅，文学之选也，所谓多读书识义理之人也。乃《易》与《尚书》反束而不读，何耶？非不读也，读之而不知其义也，所谓不识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载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识字之故反失之，不诚可慨耶？二百余年，若刘忠宣之事泰陵，李文正之当正德，可称不易之臣矣。若杨新都者，虽能委曲于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达礼之主，天资近道而不知学，是最为可惜之人。
夫学何学也？学然后知为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学，不知道。”常人犹不可不学，不学则不知道，而况于事君之道，而又况于内阁史臣之道之犹不易者耶！是故谨备述之。
附史阁款语刘东星
刘东星曰：岁辛丑夏，李卓吾同马诚所侍御读书山中，余屡遣迎不至。谓余宦邸非遨游之地，官署非读书之场。是以余为不读书也。然余虽不读书，余有禄俸可以养老，不必皆伯夷所树也。且余虽曰仕宦，而清素未脱寒酸气习，当与马侍御等，何必分别太过乎？
且闻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奈何！所著何书，指示我！于是得《史阁》二十一篇以归。其所叙述，专以“为臣不易”一语，更端言之极尽。余因戏答之曰：“个人正坐不易一语，怠缓了国家大事，使世界无所倚托，今何为出此言也？动步不取，见勇往直前者，则指为轻进；动口不敢，见开口见胆者，则指为干名。若皆慎重不易，则斯世何赖，朝廷何赖？”
卓吾子勃然作曰：“我为上上人说法，不为此等人说法。此等人乃世间患得失之人，贤者耻之，岂吾所说耶？我为世间贤人多是如此，必欲进之于大圣人之域，文王、孔子之归。盖必如此，然后能济事，然后能有益于君。此实载在《尚书》，著在《周易》，特无人提动，不省耳。公看斯世谁不愿为文王、孔子大圣人者？”
余闻之赧然愧。遂即梓行以布告天下贤士大夫仁人君子，使知其为臣之不易盖如此云。
寿焦太史尊翁后渠公八秩华诞序
李宏甫曰：余至京师，即闻白下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识侯。既而徙官留都，始与侯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夫不诣则已，诣则必尔，乃为冥契也。故宏甫之学虽无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夫侯千古人也，世之愿交侯者众矣。其为文章欲以立言，则师弱侯；为制科以资进取，显功名不世之业，则师弱侯。又其大者，则曰：“是啜菽饮水以善事其亲者也，是立德也。”故世之为不朽，故以交于侯者，非一宏甫也。然惟宏甫为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为知己。
万历十年春，是为侯家大人后渠八十之诞。先是，九年冬，侯以书来曰：“逼岁当走千里，与宏甫为十日之饮。”已而果然，饮十日而别。别至中途，复以书来曰：“家大人三岁失怙恃，备尝难辛，能自立，不至陨获。十六袭祖荫，掌军政四十年。为人伉直，不以一言欺人，亦不疑人欺之，心事如直绳，可一引而尽。盖平生无违心之言与违心之行者，自所见，惟家大人一人耳。中年，始举伯兄，专意督教，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