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者，须用佛桑花染渍之，初亦可爱，经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团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谓之子石。’又谓：‘石之有金线者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为难得，每购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岁所贡方砚者五，皆以尺为准，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辄錾去之，恐异日复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乐祭祖宗于藩邸文》（时开邸岭上），其辞曰：“惟我烈祖，诞受上帝之命，肇造区夏。先皇帝嗣守大业，卒其伐功，图惟奉答神蹋光昭前烈，而祀典阙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乐，八音遏逸，未溃于成。今予小子肃将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闻时《周礼》，将具于我鲁邦，钦命攸司，是征是举。匪攸敢私闻，庶用毕我先志，以对天之休，神其格思。”（翰林学士徐威卿先生辞也，官至集贤院大学士）
《金登科记序》：“道散而有《六经》，《六经》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证于《六经》；《六经》之折衷，必本诸道。道也者，适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传是已。三代而上，道见于事业，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纯于事业。故乡举里选，取人之事业也；射策较艺，取人之文章也。两汉以经术取士，六朝以荐举得人，莫不稽举于经传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举，自是盛于唐，增光于宋。迄于金，又合辽、宋之法而润色之，卒不以《六艺》为致治之成法。进士之目名以乡贡、进士者，本周之乡举之遗意也；试之以赋义、策论者，本汉射策之遗法也。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庭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处亦不限定州府。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至天眷三年，浙津府试。迨及海陵天德三年，亲试于上京。贞元二年，迁都于燕，自后止试于浙津府，收辽、宋之后，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明昌二年，改令群经子史内出题，仍与本传。此词赋之大略也。经义之初，诏试真定府，所放号七十二贤榜。迨及蔚州、浙津，令《易》、《书》、《诗》、《礼》、《春秋》专治一经内出题，盖循宋旧也。天德三年，罢去经义及诸科，止以词赋取人。明昌初，诏复兴经义。此经义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别开举场，谓之南选。贞元二年，迁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试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开辟，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择日，以定为例。府试初分六路，次九路，后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诏举人乡、府、省、御四试中第。明昌三年，罢去御试，止三试中第。府试五人取名合试，依大定间例，不过五百人。后以举人渐多，会试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乡试取奏旨。此限定场数、人数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于广阳门西一僧寺门上唱名；至迁都后，命宣阳门上唱名，后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举终场人直赴御试，不中者别作恩榜，赐同进士出身；会元御试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许来举直赴部。初，贞倘年，终场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该恩。此该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献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余皆从仕郎，后不得为例。明昌间，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状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授九官，余皆受三官。此又授官之法也。进士第一任丞簿军防判，第二任县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阅《金国登科》，显官升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赞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余载，朝野闲暇，时和岁丰，则辅相佐佑，所益居多，科举亦无负于国家矣。是知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ゼ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庚子岁季秋朔日，东原李世弼序。”
唐人《黄金台诗》：“燕昭北筑黄金台，四方豪俊乘风来。秦家烧书杀儒客，肘腋之间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阳关，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关头车马路，残日青烟五陵树。”图克坦胄云：“此诗议论深长，甚可学也。”
皇甫《编年纪传论》：“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且编年之作，岂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者哉？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历年不可中废故也。”
均输法起桑宏羊，谓市井百货皆输官坊，商贾不复贸易。
唐礼部员外郎为瑞锦窠，员外厅前有大石，碎诸州废印于上。又掌图写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员外郎，尝有诗曰“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送新图”是也。《退朝录》。
疏广云：“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