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请兵，而职方郎谓兵发则倭已去，谁任其费？尚书惑之，阶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阶上疏争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贼久矣。今据抚按奏报，或云来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抢而在扰，势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验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置此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计当发与不当发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而委贼，臣又所不能解也。’尚书乃惧，请发精卒六千人，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方以发兵为阶咎，冀因而摇阶。而阶复上疏，谓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复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储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报可。
庚戌之事，赵大洲力排和议，抗论于朝，言朝廷养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无人，岂祖宗立国之意哉！且何代无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义，谁敢不尽力效命？况虏人用兵，气之盛衰，视月盈缩，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则月渐亏，虏必退，宜不动以观其衅。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与之盟，则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议遂息，虏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当时果与之和，则岁遣重使，输以岁币，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而召戎启衅，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大洲既论列于朝，继上疏陈三事。其一，开损军之令。盖祖宗之制，但边将有损折军士者，即谓之失机，百姓虽尽为掳去，亦所不论。故虏人一入内地，则兵将皆入保城堡，纵其剽略，而百姓遂为鱼肉，此最为失策者。开损军之令，庶边将始敢提兵出战，稍为百姓之卫。其二，录周尚文之功。周尚文，边将之有功而乃论罪者。其三，释放杨爵、杨继盛。盖二人皆以劾奏权贵论死久禁狱中者，遂以此忤权贵。大洲时为国子司业，即命带御史职衔，赍银数万两，出城赏军，又不给以敕印，实陷之也。大洲至西城，请敕印，元宰恨，不许，论辩既久，不能夺，遂给敕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宁营，咸宁希中旨，不肯收银，令大洲遍历各营，唱名给散，大洲窘迫无计。是夜宿咸宁营中，至明旦，虏人退去，果如大洲所料，幸免于难，不然则立为~粉矣。后以前事责某县典史。
徐公阶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直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I，半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I，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I，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I，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中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具疏上，上大悦，令密撰谕行之。
召对
圣祖时，凡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质之，虽有知书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盖不特绎义理而已。洪武末，侍讲方希直有诗云：‘风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即其事也。成祖宝训云：上亲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永乐以后，盖莫不然。（殿阁词林记）
孝庙尝问司礼监，祖宗时召见大臣，其礼如何，当在何处，萧敬对云：‘英宗多在文华殿。尝见吏部尚书王公翱，问对毕，王公辞去，顾见其衣后破损，再呼还。问衣破何不令家人补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适闻命，不及更衣。”英庙抚掌笑，命赐一绮。’孝庙闻之曰：‘朕不能如祖宗简易若此。’数日间，遂召见兵部尚书刘公大夏，见后称‘好好’。邃庵杨公一清亦谈一事，云时甘肃缺总兵官，会推恭顺侯吴瑾，英庙以为得人。召问王公如何，王以为不可。英庙遽曰：‘老王执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独尔以为不好，何也？’王叩头曰：‘吴瑾是色目人，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岂不笑我国乏人？’英庙抚掌曰：‘还是老王有见识。’即命另推。祖宗时，君臣之间契会如此。
徐溥云，弘治十年三月，韦太监急走阁下，言上坐文华殿，宣四先生。溥及刘、李、谢三公仓皇至殿，叩首。上曰：‘近前。’诸司礼皆环跪御案旁。上曰：‘看文书。’诸司礼取诸司题奏与溥及刘，以片纸数幅与李、谢，每一疏，上必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批答，上览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应手疾书，略无疑滞。溥等惧不称上意，顿首请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请将下看详。’上稍不说，曰：‘文书尚多，欲尽阅，阁中亦闲，盍就此面议？’诸辅臣又顿首曰：‘唯。’自裕陵召见南阳等后四十年，茂陵及泰陵初，岁不过一二见，道二三语。是日溥等得见上天资明睿，圣心仁厚，大喜。顾应对不能副上意，又自惭也。
刘健云，上方励精，凡国家大事，召见辅臣。宜兴去，召健及李、谢二公至文华殿平台暖阁，面议大政。如吴一贯、张天祥狱，睿皇后陵寝殿礼，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