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使荫昌往见希音、何鲁威而叩其意，佥曰：“可哉。”问其节目，曰：“且徐计之。”求见德主道意，则以旧例所无辞。福纳根汉者，接待官也，曾充湖北武备学堂教习，时位至正参领，愿达意于德皇，以电话询诸侍从武官长。次日黎明，以复讯来，曰：“寡君使余，从贝勒游于波斯墩行宫。”李侍郎及荫使相贝勒往。及门，行未数武，倏见德皇牵一犬至，若相遇也者，旬福纳根汉，福纳根汉退。又行数武，入林中，胡床一，德皇与贝勒并坐其上，李侍郎、荫使左右侍。德皇曰：“贝勒之意，予知之矣。明岁使吾子为亚洲之游，乃有条目，今未可也。吾国与中国过远，今日之事，必与美共之乃无患。尤其要者在于内，未有内政不修而可言外交者也。”至奥，遂至俄，俄人亦不礼焉。俄皇拒而不见，辞言舟游芬兰海中，行无定所。固请，且私于其近臣某，始得行一觐礼。驻使萨季谦宴于其馆，俄外部大臣伊思渥尔斯克坐与李侍郎相近，问曰：“余昔使日本，游北京，使馆中遇勋贵李公者，谁与？”侍郎曰：“家伯兄不在京，仲兄已逝，惟余居京，与俄馆最相习，其余也耶。”伊思渥尔斯克曰：“今兹王来，惜时之不令，未隆礼貌，滋以为歉。”侍郎曰：“昔我先公之来也，中、俄均为与国，宾主至欢，今俄友日而疏我，理固宜然。”伊思渥尔斯克曰：“是谁之过与？我疏尔耶，抑尔疏我也？”侍郎曰：“始吾以俄为上国，私与订盟，欲以报日也。吾国土地，许其假道，筑铁路，为军用，无所吝惜。拳匪之难，订东三省之约。苟利于俄，吾无不予也。英日之人号呼于侧，吾不忌也。吾之亲尔，其谁不知。自尔以堂堂大邦，败于蕞尔小国，吾失所依而意有所移，焉能责我。”伊思渥尔斯克曰：“尚言盟约耶！尔视我如寇仇。日、俄之役，袁世凯公然为日本后援，秣马厉兵，张扬于众，为吾之敌。幸彼众仅数万耳，亦幸而知俄之不可终灭耳。假使彼拥数十万之众，且将加兵于我，吾不胜其怒而出于是，君何责焉。”侍郎曰：“以俄之大，而败于日，辱莫大焉。吾意苟可以报日者，宜无不为也；五洲各国，苟可以同仇于日者，宜无不与也。任何国焉，唯盟之寻，无与日本释怨通好之理。胡为反之，而与日本协以谋我？”伊思渥尔斯克曰：“不然，此客气也，非国计也。国家之事，利则行之，何仇怨之有。始余使东京，献联日之策，君与相弗善也。日、俄战作，余罢归，未几战败，政府念前言之验，余进为外务大臣，持前说益坚。当是时，师徒挠败，杼轴久空，生聚教训，非数十年弗克苏。内顾之不暇，焉能谋外。既不胜战，焉能不作和计。释日本之怨，与之通好，于是外平而内亦成。”余曰：“昔中、俄亲甚，英人堆桑肆其流言于外。余昨入公室，见英主爱德华七世画像悬于壁上，而偶像置于案头，英、俄相好，不言而喻。英之憾俄，出于性分之所固有。近数百年，英国文辞无问出于口，著之书，登诸报，莫不蓄有仇俄之意。任何邦国族类，有一语涉于亲俄者，皆痛诋之不贷。牵率天下言论以从其后，而排斥乎异己，恨毒固结而不可解。今若此，可知人心之怨，无不可释也。”伊思渥尔斯克曰：“我师败后，吾国勋爵衔日至深，余骤主联日之说，必不入耳，其策必败。先英而后日，乃合二国之成。于时奥人取波黑二州，英、法二国争摩洛哥之利不相下，牵涉全欧，几出于战。我军新衄，何以待之？与英修好，以弭战祸而息吾民，持之数年，国势复振。人心之怨无不可释者，观于英、俄相亲益信。如中国亲俄，即今为之，未为晚也。及是时不思补救之策，恐他日之事，尚不止此耳。”伊思渥尔斯克言中，已含有库伦之事矣。贝勒归，欲自入政府，而引徐世昌为佐。以李侍郎为外务大臣，陆征祥佐之。出世续、吴郁生于外朝，简那桐为驻防将军。命曹汝霖使法，胡惟德使俄，以俄日之争满洲也；锡良稍弱，不足御侮。将设督办铁路大臣于盛京，假德、美二国之资筑葫芦岛至爱珲铁路，由张家口经库伦达恰克图，由汴洛经西安达兰州，横亘西北。起岑春煊为热河都统，起袁世凯为陕甘总督，用德将校大练陆军，以固边圉。言于摄政王。王始犹听从，世续、吴郁生皆罢值。良弼献策于贝勒，不遽入政府，以毓朗、徐世昌尝试之，锐志遂渐消灭。良弼本与李侍郎不睦，至是意见益深。贝勒幕中宾客犹且不和，安望平治天下。德太子行至新加坡，以鼠疫为辞而返，亦知其无所用矣。
涛贝勒至柏林观操，武弁刘庆恩堕马。庆恩者，湖北武备学生，福纳根汉之弟子也。福纳根汉时为接待官，欲藏其拙，为备车乘归。贝勒恶之。良弼曰：“人有豢马者，使行则行，使止则止，使速则速，使徐则徐，唯听用之，无不如志，谓之人骑马。虽有良马，任性而行，周旋不能，进退不可，谓之马驮人。庆恩非骑马，马驮庆恩耳，奚以责为。王之用人，骑马乎？抑马驮人也？”自是贝勒用人，趋于谗谄一派，而新学一流亦阴进矣。
清末王公当道者，惟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社殃咎。振贝子于唐蔚之，仅以为作官引导，学之惟肖，旋即弃去不用，犹传其父衣钵。洵、涛两贝勒、泽公，则非徒为利，而又自逞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