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语》、《魏语》共一卷、唐无名氏《张延缓别传》一卷、唐《水部式》一卷、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卷、残《地志》一卷、唐李筌《阃外春秋》二卷、《星经》（附立像诗）一卷、北齐祖埏《修文殿御览》一卷、唐杜嗣先《兔园策府》残卷、唐李若立《C金》一卷，又残类书二卷、无名氏赞《道德经义疏》一卷、《唐人选唐诗》一卷，皆千余年未见之秘册也。此外有《周易王弼注》一卷、《古文尚书孔氏传》（夏商二书）、《毛诗》四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卷、范宁《b梁传集解》一卷、陆德明《周易释文》一卷、《庄子》三卷、《文选李善注》二卷、又无注者一卷、徐陵《玉台新咏》一卷，虽大半残缺，与宋以后刊本，大有异同。罗君拟尽用玻璃版精印，并加考订，已成其半，数百年来争重宋元刊本，今日得见六朝唐人写本书，又得读种种佚书，不可谓非艺林一大快事也。伯君寄来照片中，尚有《二十五等人图》、《新集文词》、《教林文词》、《九经钞》，均唐时浅人所为，燕陋殊甚。又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则房中家言，又有一卷乃唐初某僧行赁，此二书罗君拟不印行，而益以所藏《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太公家教》一卷，并移书伯君属照《陈子昂集》、《唐历日》，及唐刊《切韵》、《唐韵》等，汇成全书。盖敦煌所出四部书之精华，略尽于是矣。汲冢所出之书，计《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系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邱藏》一篇、檄书二篇、生封二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诗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简尽折坏，不识名篇。今其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师春》一篇，宋时尚存。《纪年》今尚有全帙，然皆后人假托，非汲冢原本。其真汲冢之书，存者惟《穆天子传》耳。今敦煌所出之书，其时代虽近，然晋太康距周末仅五百年，今日距离唐末已千年，而分量之多，抑且过之。今得罗君一一考订印行之，不至于汲冢之书，藏之中秘，旋为灰烬，其有功于艺林大矣。
简牍出土之事
简牍出土之事，古代亦屡有之。其最古而又最富者，为晋太康中之汲冢书，存今者仅有《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二种。而《纪年》一书已非原本，《穆天子传》虽未有窜乱之事，然其中古字不似周代古文，而反似魏晋三体石经中古文及《伪古文尚书》，则其书之果为汲冢原书否，与当时荀浴⑹等果能真识古文，及能正确写定否，尚一疑问也。与汲冢书同时出土者，当有汉明帝显节陵中册文，则不过一简。又南齐时襄阳人发楚王冢，得《考工记》十余简。惟宋政和中，关右人发地，得竹木简一Y，往往散乱，惟讨羌符文字尚完，后其简入梁师成家。《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中金人所索宋内府重器，有木简一项，则当时所得者，后为金人辇之而北矣。以数次出土者，较之斯坦因氏所得，除汲冢外，其余皆琐屑不足道数。即以汲冢书论，则《穆天子传》、《纪年》二书，皆周初或古代事，自不能尽信。斯氏所得，则皆汉晋人之簿书公牍，纪当时事者，较之史书之成于后人手者，尤为可贵。又古代未有摄影之术，印刷之法，流传之道，惟赖释文。而魏晋之交，古文绝学，以隶定古，盖难尽信，故原本既亡，其书即熄。今则简牍西去，印本东来，其可读可释，可久可传，殆无异于原物。此今日艺术之进步，而为古人所不可遇者也。
木简之长者为尺牍
木简之长者，得汉建初尺一尺五寸许，其余大抵长一尺，即所谓尺牍是也。其形制之异者，有觚有簿。觚有作三形，以一面广者为底，而以二狭面向上，自其端望之，则成一钝角二等边三角形。罗叔言参事据古代盛酒之觚及宫室之觚，证觚之确为三面，以正颜师古觚为六面或八面之说，其论笃矣。簿则短而广，前绌后直，与笏形相似，余据《汉书・武五子传》、《蜀志・秦宓传》及杜预《左传注》，证此种簿，非徒用以记事，且以代手板之用，与周人用笏以书思对命同意。皆足以补正余前作《简牍检署考》之不足者也。
简中书体
简中书体，有小篆（仅二简），有隶书，有草隶，有章草，而天汉三小一简，隶书极草率，笔势方折，竟似正书。草隶向惟于汉陶器墓砖中略见一二，简中此体极多。章草则于王莽时简中已见之，而草隶与章草，亦无甚界限，亦犹章草之于后世之草书也。汉人墨迹，自六朝之末至于唐宋久已无存，《淳化阁帖》所刻张芝等书，实为几经传摹之本。吾侪生千载后，反得见汉人手迹，不可谓非奇遇也。
过所
余于日本大津三井圆满院中，见唐时通关券二纸，一越州都督府给日本僧圆珍过潼关者，一尚书省司门所给过蒲关者。觉时匆促，未及录其文。此即《唐六典》“司门郎中”条所谓“过所”也。过所二字，见郑康成《周礼注》，则汉时已有此语，然当时通谓之传。汉传或用木，或用帛，其用帛者则谓之]，见《汉书・终军传》，其用木者则谓之ぃ见《说文》。今英伦帝室博物馆中，尚有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