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所错，如莽货一刀平五千之一刀二字则字细而金厚。他器亦然。此其不合者五也。若云秦符，则有四证焉。阳陵虽云汉景帝所置，然秦之先君有葬于阳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德公居雍关大郑宫，葬阳。宣公居阳宫，葬阳。”而秦先王葬处往往称陵，如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则秦自称王以后，以阳为二先公所葬，谓之阳陵，其理或有之。又《史记》、《汉书》侯表，高帝时有“阳陵侯傅宽”，今出土封泥之中，有阳陵邑丞印。邑丞，侯国之丞，则高帝时已有阳陵，不自景帝始。其为秦邑，益无可疑。此一证也。此符字数，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以六之倍数。按《秦始皇本纪》称“数以六为纪”，故用六倍数。若汉以五为纪，故印皆用五之倍数，如云与ヌ守为虎符左ナ且病４硕证也。文字谨严宽博，与李斯所书刻石者相似，非汉时人所能仿佛。此三证也。若云秦符，则其左右二符合并之故，亦可得而言焉。按：秦汉虎符，右常在内，左常在外。《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皆云“秦王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盖于降汉之时，敛左符而合之。秦玺入汉，既为传国之器，此符虽不复用，亦必藏在内府，为国重宝，合置既久，中生绣涩，遂不可开。否则右符既不常在外，左符亦无入京师之理，二符无自胶固矣。此四证也。惟其长短，颇与《秦本纪》所云“符、法冠长六寸”者不合。然六寸之符，当指竹使符，汉竹使符亦长六寸，同于秦制。若虎符则发兵之事，贵于慎密，短则易藏而难觅，故仅长四寸许。此又求之事理而可通者也。此符云甲兵之符，则此外尚有乙丙丁等。按：汉制铜虎符第一至第五，若秦制亦然，则虎符当有自甲至戊五枚，或以讫戊为疑。然秦汉间制度名物，颇有讫于戊者。如卫宏《汉书仪》云：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郑注《周礼・司寤氏》亦曰：“夜时，谓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戊。”则兵符五亦自甲至戊，固不足怪也。李斯书存于今者，仅有泰山十字，琅邪台刻石，则破碎不复能成字矣。即以拓本言之，泰山刻石，亦仅存二十九字，琅邪虽有八十五字，而漫漶过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用相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楚，谨严浑厚，经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惜系金错为之，不能拓墨耳。此符“在”字作“十”，犹用古文，不用小篆。若泰山刻石“维初在昔”之“在”，则作“在”字。其铸符时或犹在巡峄山之前也。行文半阙之式，古金文中无有也，惟琅邪台刻石，则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项顶格书，此为抬头之始。秦虎符左右十二字，分为二行，每行六字，皇帝二字，适在第二行上，亦抬头之意也。可知此事自秦以来然矣。古代文字颇难作伪，如峄山刻石文，虽不见于《史记》，然一读其文，可决其为李斯所作也。秦符虽作十二字，然如“右在皇帝”四字，岂汉以后人所能耶！秦泰山芝罘会稽山刻石，皆三句一韵，一句四字，三句十二字，即六之一倍也。琅邪台刻石，其颂二句一韵，其二百八十八字，六之四十八倍也。后序三句一韵，每句字数不等，其一百二十字，则六之二十倍也。可知秦时文字，皆以六为纪。后世传秦玺文，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独为八字，与秦文字之例不合，疑为后人假托矣。
隋铜虎符跋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内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数各同。三代不可考。《曲礼》云：“献粟者执右契。”郑注：“契，券要也，右为尊。”契以右为尊，符节可知。尊者在内，卑者在外，亦可知也。秦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盖亦用古尚左之制。汉则文帝二年，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师古曰：“与郡守为符，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则左外右内，与秦制同。魏赐孙权九锡文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齐、梁、陈九锡文同。而竹使符上皆冠以左字，疑金虎符左右赐之。盖虎符以发兵旅，时兵权皆在受九锡者手，故赐以左右，以示不敢有征发之事也。竹使符所以传命，事恒有云，故但赐以左，而以其右藏于天子之所。可知左外右内，自秦迄江左之末，未尝变也。又汉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藏）、东莱太守虎符（潍县陈氏藏）、广阳虎符（诸城刘氏藏）、玄兔太守虎符（海丰吴氏藏），筋上均有左二字样。汉制左符在外，今左皆有二，亦左右数同一证也。惟潍县陈氏所藏汉上郡太守符，则不可解。此符左右俱存，其脊文十字，则云“上郡太守为虎符第一”，右筋上有“上郡右三”四字，左筋有“上郡左二”四字。如是，则虎符第一至第五，每符又各有左右若干。则一郡之符，殆多至数十，恐无此理。汉常山太守虎符筋文云“常山左三”，渔阳太守虎符（吴氏）筋文云“渔阳左二”，长沙太守虎符同。
晋王台太守虎符。
又按翁氏《两汉金石记》所载一符，则脊文云“与五原太守为虎符第一”，筋文云“五原左一”。嘉善谢氏藏晋丞邑男虎符，脊文云“晋与丞邑男为铜虎符第一”，筋文云“丞邑男左一”。潍县陈氏藏晋驺男虎符，脊文云“与驺男为虎符第五”，筋文则云“驺男右五”。此三符，脊文所记数字，与筋文所